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兼谈“重实体轻程序”问题

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关系论是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之一,但由于概念不清和视角欠妥,导致各种学说无法为解决"重实体轻程序"问题提供恰当的理论依据。诚然,出现"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具有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但学术研究对此几乎无所建树也难咎其辞。基于此,我们着眼于将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场"的理论,进而分析实体法和程序法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及其功能,得出程序法之功能仅在于保障程序自身的顺利进行,它与实体法的创设或实现并无必然的联系。

“重实体、轻程序”还将在我国走多远?——对方舟子遇袭案程序问题的反思

去年发生的方舟子遇袭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该案中暴露了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法律问题。本文正是以此案的程序诟病为切入点,试图反思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文章从该法律传统背景和方舟子遇袭案的介绍入手,详细分析了该案中存在的重视实体、忽视程序之问题,以期本案能引起法律人对程序内在价值的重视,为克服这一顽疾不断努力。

“重实体,轻程序”命题的语境分析——兼论程序正义问题

"重实体,轻程序"作为一个法学命题,是一个已被接受的主张、某种标准的区分、还是被编织起来的观念之网结?这些并未予以充分言明,或许只有参照它所服务的理论目的,我们才能有所理解。在其语境当中考察,可以发现"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至少有着描述上与判断上的难题。运用所谓"极性原则"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并结合"程序正义"观念来分析,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某种表达式的转换是最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