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同体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对于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发挥人的潜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淡漠、拜物主义不得不使人们呼唤那种逝去的基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相互关爱、相互奉献爱心、共生共荣的共同体精神,但是,这种呼唤不是传统共同体和共同体精神的简单回归和重复,而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区发展、单位共同体的规范作用,通过建立志愿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及整个"第三域"的建立和企业公民化的路径实现的。

共同体重建视域下节日文化再生产——以云南镇沅拉祜族苦聪人移民新村为例

文化再生产是文化主体根据时代变迁,对传统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重构与再造,或者植入有利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实现文化内在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易地搬迁作为一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在从旧寨到新村易地搬迁过程中,传统节日等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不同程度地遗落、遗弃与遗失。云南镇沅拉祜族苦聪人移民新村,充分发挥移民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能动性,通过有效扩大苦聪新村空间,扩界畲皅节以及节日化“过秋”等节日文化再生产实践,从而实现家园的异地重建。苦聪移民新村的节日文化再生产,同时由根基论、情境论基础上的双重文化认同驱动,从而实现在一个全新而陌生环境下苦聪共同体的重构、重置与重建,最终实现苦聪人的现代性转型与现代性发展。这个过程及结果,得益于苦聪人的主动选择,更受益于国家在场的支持。

新时期以来跨国迁徙题材电影的共同体叙事

新时期以来数量巨大的跨国迁徙人口现象,促进跨国迁徙题材电影的发展繁荣,描绘了中国人全球迁徙流动的生活图景和精神轨迹。跨国迁徙题材电影通过书写国族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体重建的三种叙事策略,完成电影与观众共情共振的“共同体美学”。从身份书写,到思乡拼搏,再到超越身份以表达复杂的社会生存经验,跨国迁徙题材电影始终以“共同体美学”深描跨国迁徙者行走的故事,在不断转换的社会景观中,将个人、地方与国家重新关联在一起,表述流动主体对现代社会进程的接受、抗争或其他问题。

想象共同体的重建与当代网络文学生活

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这种改变从交往和沟通方式开始,并最终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各个领域均渐次呈现。新的价值观念要求新的形象体系和表达方式提供支撑。面对旧的文学想象共同体的崩解,我们的着力点不应该是维持和修补,而是基于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交往模式的共同体重建。获得对当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则是这种重建无法绕过的前提。

个体生存的社会困局与共同体的重建——基于齐格蒙特·鲍曼社会理论的诠释

在齐格蒙特·鲍曼的众多议题中,社会变革时代个体的生存困境构成了其社会理论的核心。"固态的现代性"的宏大社会工程建构野心带来的是对种族的大屠杀,留下的是福柯式的"全景式监狱"。"流动的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则带来了当代社会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如何进行当代社会的重建呢?鲍曼给出的答案是建立一个基于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共享基础上的、基于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尊重基础上的共同体。

再为哈姆雷特声辩:一个被误解的“行动的巨人”——共同体重建视域下的“哈姆雷特之谜”

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巨人”,面对即将全面崩溃的王国,个人的生死得失与恩怨悲欢不过是一缕青烟,重建王国命运共同体才是“王子”最首要的政治使命。谋杀可以快意私仇,但不能拯救混乱失序的社会,巨人哈姆雷特的行动不止是为父亲的肉身复仇,更是要实现正义对邪恶的审判,让至善的精神理念复兴。哈姆雷特“重整乾坤”实质是:借助“瞻礼文化”的视听效应,通过捍卫“程序正义”的法律理性力量来重塑臣民对公义良序社会的想象,最终达成新教伦理秩序下的王国命运共同体重建。哈姆雷特以其巨人的“思与行”为人类牵出了摆脱血腥仇杀“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法律正义,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

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社区社会管理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社区社会管理是基层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应从国家政权建设的高度把握社区社会管理的意义与价值。要借鉴和吸收各地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经验,从改革既有管理体制入手、创新工作载体和工作方式,在把握社会管理基本格局的前提下,整合好社区内外的资源,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扩大公众参与。

村落解体与中国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村落社会的快速解体及其对乡镇治理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通过2009年7月和8月针对中国11个省19个村落的调查,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广大村落普遍存在解体的趋向,但各地村落解体的层面和程度均存在区别。今后,国家在总体上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

民间信仰不仅是维系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对于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和矛盾,充当社会转型的润滑剂。以传统社神崇拜为例,虽然当前现代化、市场化等外部力量使其在结构—功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民众仍可借助传统社神崇拜资源,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结构的调整,并重新界定社区的地理、心理边界,激发当地居民对地方的热爱和认同。不仅如此,社神崇拜还为恢复地域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提供了有效途径。这充分反映出民间信仰对于培育现代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