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

“重拙大”源于书论说——晚清词学转向的文化与文学史背景分析

"重拙大"是晚清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由于一直以来其理论来源不明,导致学界对其阐释存在种种歧误,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通过晚清相关文化变迁的全面考察,大体可以确定此种美学范式直接起源于其时盛行一时的碑学理论,为碑书美学的基本特点。由于晚清词的发展面临与书法类似的问题,词论家因此将其引入词学,属于典型的类比批评。厘清了"重拙大"的直接理论来源,便可循此对其内涵进行较为准确的阐释。

论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以《唐宋词简释》为中心

"重拙大"是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提出的重要词学理论,对现代词坛有着很大的影响。唐圭璋以"重拙大"为标准来选词、论词,并对其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以选本的方式体现了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

“重拙大”新议

"重拙大"是词史上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有较多分歧的命题。现代学者的阐述多从思想与艺术手法二分法入手,致使这一命题呈现出一些难以突破的难点。本文从王鹏运的创作演示和晚清词坛盛行的"意内言外"的词学思潮出发,以一种"顺着读"而非"倒着读"的学术思路,经过透视、还原历史场景,认为"重拙大"的内涵即周济所言"四家"说,也即"王沂孙——辛弃疾和吴文英——周邦彦"这三个习词阶段。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王鹏运的“重拙大”词学观有浓厚常州词派诗教气息 ,况周颐改造了王氏的“重拙大”。王氏的“重”指凝重沈著 ,强调气格 ,况氏变凝重沈著为厚重致密 ,坚持了词的阴柔特点。王氏的“拙”指一种自然流露的表现手法 ,又有两个层次 ,从师法自然到妙造自然 ,这为况氏所接受。王氏的“大”指比兴寄托 ,要求寄托邦国大事 ,而不顾及词的抒写个人情感的特点 ,况氏变寄托邦国大事为寄托个人情感与性灵 ,使得寄托说由言志趋向缘情。况氏改造过的“重拙大”可以用来总结传统词学。

况周颐“重拙大”论

况周颐是晚清词坛上堪与王国维相媲美的词论家,其论词要旨为"重拙大"。"重拙大"涉及词格、用笔、立意诸多方面,是言意技法浑融而成的一种审美尺度。它往往表现为一种多元复杂的状态,和其他理论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体系,不断吸收圆融并臻于完善。

开山采铜,厥功甚伟——王鹏运“重拙大”论

王鹏运作为晚清词学大师,于词坛之作气起孱、开疆拓土,是以“重拙大”为理论武器的。由于资料限制,极少有人谈及王鹏运对“重拙大”开山采铜之功。王氏是“重拙大”的发明者。王氏“重拙大”论包括用笔与托旨两方面的内容,即运笔的力量、气概;情感的真质,题材与寓旨之大。“重拙大”的流播影响后世既深且巨。

《蕙风词话》中的重拙大理论

况周颐是清末民初四大词人之一，他的《蕙风词话》是清末三大词话之一。况周颐针对清代词坛轻空浮滑、粗率空疏的状况，阐释了重拙大理论，旨在主张用质朴的语言、致密的笔法，真切地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意，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的意境。

“真情为本”——况周颐“重拙大”新论

况周颐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词论家之一,他在《蕙风词话》中提出的重、拙、大理论是以"真情"为生发点的,他所言及的"重、拙、大"范畴也必须由此点来解释才能融通,这是与作者的思想经历紧密相联的。

重拙大:桂派词学审美基本标准——況周颐词论研究之一

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況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因王、況皆广西临桂(今桂林)而被称为桂派,以有别于清初浙西词派、清中叶常州词派。王、朱皆主于校(?),況周特重理论。其《蕙风词话》洋洋大观,可视为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于历代词学多所析,于桂派观点多所阐扬,是一部总结性的词学理论专著,值得加以整理、研究。桂派开山应推王鹏运,法席海内,影响余子。王氏论词首揭“重拙大”,况朱等皆为圭臬。况氏《蕙风词话》开篇在两则溯源流词话后,即云:“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并在以下条目中对其内涵作了理论上的透视与发明,使之成为桂派论词的标准。

苍浑重拙墨写传奇 上善至诚俊意人生——记书法家张英俊先生

张英俊Zhang Yingjun字逸农,号龙岗居士。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特聘教师、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东京蓬池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培训总部考官、国家二级美术师、五角星书法组成员、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得者。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展览奖项。

《蕙风词话》“重拙大”理论新探

《蕙风词话》五卷,清末况周颐著。对于该书的理论主张,词学界已有不少卓见。大家论述较多的是“重拙大”说,以之作为况蕙风所追求的一种理想词境。但到底如何理解“重拙大”,则众说纷纭。而且,况氏的“重拙大”理论是否只局限于阐释一种词境,还值得商榷。笔者以为,阐释“重拙大”词境。

论况周颐艳词观对其“重拙大”词论的影响

况周颐一生沉潜于艳词之中,"重拙大"之论与其艳词观密不可分。从蕙风的学词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在尖艳词风的修正中悟入、形成的"重拙大"词学思想。况氏论词立足于"情"与"真",他认为艳词凝结了至真至性,并且词愈艳情愈挚切。浓挚之情正是"重拙大"的内核。因为情之浓挚所以有沉著之气,浩翰之思(重),所以朴质浑成(拙),合风人之旨(大)。他以大量艳词作为例证,从正反两面对"重拙大"加以论说。艳词在况周颐"重拙大"理论的构建中实具有重要作用。

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以“重拙大”说的源流与结构谱系为考察中心

晚清民国盛行之"重拙大"说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况周颐始畅其旨。况周颐从接闻此说到确立其在自身词学中的核心地位,经历了三十余年曲折的过程。重、拙、大三者虽各有侧重,各具内涵,但彼此渗透互有关联,形成独特的结构谱系,其与"南渡诸贤"的关系实在离合之间。况周颐天赋清才更契合五代北宋,故由其词学批评实践可见其强调重拙大与南宋词人关系时的矛盾心态。况周颐更主张兼师众长,平衡两宋,而自立眼界。重拙大说遥接周济由梦窗而臻清真浑化之论,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梳理重拙大词说的发展流变,可彰显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的源流谱系,其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清季四大词人词学取向与重拙大之关系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偏向于南宋,尤其偏向王沂孙、吴文英,其着力点在于寄托家国兴亡之感。他们以吴文英词体现这种词学取向,按照吴文英词的特点凝练出"重拙大"词学理论,其重心在"重大",以灏瀚之气挟家国之感。后期在"重大"的气格中加进神致、性灵的内容,使吴文英与姜夔并重,密丽与清疏结合,具有着融合浙、常两派的恢弘气度,能够从时代的高度,审美的角度总结传统词学。

况周颐“重、拙、大”新论

对于晚清著名词学家况周颐的理论核心“重、拙、大”,学者多有分析阐释。然而由于所据之《蕙风词话》正续编对此范畴的解释颇有详略,造成学者认识上的分歧。近年来有关况周颐的词学文献有新的发现,对理解况周颐的词学理论颇有帮助。此文即综合新旧文献资料对重、拙、大进行新的阐释。

桐城派与清代碑学的理论互构--以“重拙大”批评范畴为中心

在古代文艺批评史上,"重""拙""大"皆有各自不同侧重的理论内涵与批评指向,最早将三者提炼整合为一组美学范畴,进行体系性阐论并被自觉地应用于具体批评实践的,首推刘大櫆《论文偶记》--这远比况周颐《蕙风词话》要早百年有余。且《论文偶记》所倡古文"重拙大"并非纯粹的形而上思辨,而始终贯注着创作的实践品格,这不仅为"重拙大"理论奠定起坚实的实践基础,更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参照为晚清碑学、词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维度。晚清碑学与桐城文论之间的互构,彰示出的美学风貌、艺术追求以及文化自任的切近,在创作主体之间师承私淑、交游问学、论争辩驳等多重社会关系的张力外化下愈加互补交融。

韵格清奇 重拙生辣——读杨正新的中国画

在当下中国画坛,是感应时代风貌、大胆突破创新,还是因循传统程式、一味亦步亦趋?有不少画家皆为之迷茫困惑。由于上海外向型城市经济特征非常突出,有不少上海画家对于现代文化气候和西方影响的感应,往往要比国内其他地区的画家来得强烈。可是,现代文化气候和西方影响与传统的民族根性,新与旧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极不易调和。

晚清词坛的词学理论研究——兼论“重、拙、大”的文学史意义

晚清临桂词派在总结千年词史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重"指深沉真挚厚重的思想情感。"拙"指质朴自然。从词的文体学意义去思考,"大"有双重意义:一是大视野、大情怀,二是光"大"词体,肯定词不同于诗的特质,无关乎内容,强调对词体的认识。临桂词派努力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将"大"暗隐于"重、拙"去实现,"大"是其最高的理想和追求。然而,词与主流文化剥离,"重、拙、大"难以实现,只能是临桂词派在19世纪中叶文化转型之际提出的理想化复兴之路。但"重、拙、大"的提出,既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和改革,体现世变中的词人对词的坚守和对词学发展的追寻,也体现出临桂词派对词文体意识的强化。

拙重与轻盈:汉代青铜器的造型之美

汉代设计风格是拙重与轻盈交相辉映的,正是这样一个交相辉映的局面,使我们看到了汉代的艺术设计正试图挣脱商周以来的影响,向着清新自由的方向发展。如果说那种古朴、拙重之风格尚受商周的影响,那么轻盈之风格则是沿着时代设定的风格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