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看宋朝的重文抑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防范武将,加强对武将的控制,不断贬抑武将的地位,这种举措也为他以后的皇帝所继承。在宋朝崇文抑武、以文抑武的政策下,宋初“握兵之重”的三衙管军,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自宋太祖至真宗时,逐步废除两司、三衙的最高军职;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等管军或多或少变为虚衔;管军武阶逐步降低,由宋初的节度使降为防御使、刺史,且三衙管军人员频繁更换;低级管军中的管勾(主管)三衙公事,在宋真宗时逐渐成为最高军职,至南宋建炎时便正式成为管军的正常差遣,并成为南宋主流的差遣名目。三衙管军地位下降的定局,都是宋朝官场文尊武卑的表现。

简论宋太祖重文抑武政策

北宋建国后,在大局初定危机仍旧潜伏的时刻,宋太祖就开始逐步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采取了种种抑武举措,重用文人以牵制武将。但是,宋初大局甫定,强敌环伺,宋太祖重文抑武,实则"重武抑武",重文抑武政策对宋初产生巨大的影响。

重文抑武的典型案例 狄青的悲剧:不许名将见白头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代王朝里,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显得非常突出。耐人寻味的是,一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之说,宋代又绝不缺乏将才,从“杨家将”到“岳家军”,诚可谓将星如云。至于宋仁宗时代的狄青,亦是名将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员……

宋代骈赋的文学环境

骈赋一直在文坛有着深远影响,经由魏晋南北朝的辉煌发展,至宋朝,依然闪耀着熠熠夺目的光辉。宋代骈赋的发展也有着诸多因素的合成,统治者重文抑武的国策、科举试赋之风的熏染、骈赋自身发展的趋势等都促进了它的高度发展,仅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了传统的骚体赋和被视为宋赋顶梁柱的文赋。

陆游侠义诗探微

陆游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应该作为对陆游诗全面研究的一部分,对陆游侠义诗的创作研究应是陆游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视角。结合陆游的个人从军经历以及宋代重文抑武的时代背景,陆游的侠义诗对宋代诗坛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陆游脱离历史环境的禁锢,重新为游侠诗注入灵魂。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对宋朝国防不利因素的客观评价

中国人大多以汉唐为骄傲,中国上下五千年,一说到宋朝,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东京汴梁的繁华;也有人或许会想到"弱宋",岁币(旧指朝廷每年向外族输纳的钱物)割地,战败称臣。一个朝代,为什么会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呢?基于此,笔者谈一下自己对宋朝军事方面的看法。

明代军队由尊到卑的变化

在明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军队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朱元璋论功行赏,使不少沙场名将列为三公,跻入五等,地位甚至在尚书之上。形成了明朝初年“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的局面。但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从此,明朝军队颓败的趋势,日甚一日,“为世所轻”。这种由尊到卑的变化,一般的说,是与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关,“夫天下以马上得,以几上治理也。始也非军功不王,何其隆且重也!承平日久,弓刀废弛,至以二三品龙韬虎贲之将而称走狗于六七品文阶者有矣!”。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萧嶷和萧子响的人生看齐初宗王政策

萧嶷和萧子响同为齐武帝的近系亲属,萧嶷尚文而得以保全,萧子响崇武而最终被诛。两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齐武帝时重文抑武的宗王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与宗王制度本身的特点和齐武帝狭窄的心胸有着极大的联系。

简论北宋对辽、西夏外交处于劣势的原因

北宋与辽、西夏并立,一直给人以"积弱"的印象,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处于劣势。其原因可以做多方面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宋钱之最

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了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赵匡胤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建立了南宋。1235年爆发了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南宋灭亡。在这319年间,宋朝共历十八帝。

武化教育:历史的遗憾 时代的呼唤

文武两道相互促进、互相补充;中国文化强调文武兼修、书剑齐飞。但历史的现实却是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为了管理需要,普遍采用了"右文"的政策。这就造成了中国武化教育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国蹂躏。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国内情况,我们应高扬起武化教育的旗帜,补齐"武化教育"这块短板,重塑新型的文武关系。

“千人竞渡”的宋代科举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不过,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数过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僚的主要生产源。仁宗朝李淑就说过:“皇朝开宝以前,岁取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这个数字与唐代科举每场取士人数相差无几。至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呕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其中的深层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实施。

北宋陕西沿边诸路的军事构造及运作

宋代武力之盛,前不及汉唐,后不如元明清诸朝,已不须过多争辩。究其原因,除与两宋立国背景、宋廷安内虚外、重文抑武的国策以及宋代将领素养等相关之外,宋代兵制方面亦可挖掘其原因。具体到战役层面,其间的胜负得失,则与将帅是否指挥得法直接相关,此为兵法范围,而在战争层面,如何调配兵力和选择将帅,则属兵制问题,后者对战争的胜负更具决定作用。宋代用兵之失,多体现于应对辽、夏、金三朝造成的边患方面,其中不免涉及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问题。

四次使金,南宋外交使臣王伦以身殉国

他是南宋出使金国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明显的外交使臣。他四次使金,次次如赴雷区;两度被扣押拘禁,时间长达11年之久。面对高官厚禄、威逼利诱,他不辱使命,从容就义。由于宋朝重文抑武,导致军备薄弱,常吃败仗。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宋朝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在外交上可圈可点的成效不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少,而真正称得上卓越的外交家更是寥寥无几。

名场面背后暗涌政坛风云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但并没有实权,一切国家大事都由太皇太后、宣仁太后把持。此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党人通过"元祐更化"再一次回归朝廷。在司马光等人的举荐下,苏轼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驸马王诜也遇到"大礼赦"恢复了原来的官职。身为北宋驸马的王诜,另一个身份是开国将军王全斌之子。在北宋重文抑武国策下,他得不到重用是毫无悬念的,甚至他成为驸马应该也夹带着皇家牵制武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