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片区协同开发的城市更新模式与方法——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建设回顾与评析

在存量发展背景下,针对既往城市更新中存在总体目标模糊、空间碎片混杂、相关利益失衡等问题,武汉探索出基于片区协同开发的城市更新模式——城市重点功能区建设。总结了武汉市重点功能区的目标定位、规划思路和建设特征,深度分析了典型案例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的规划建设经验、成效与不足,认为城市重点功能区建设基于政府统筹、多主体协同开发,通过目标协同、空间协同与实施协同,呈现出核心功能明确、空间形态统一、实施过程有序的特点,是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能级、优化城市环境的重要手段。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市片区协同开发研究——以武汉市重点功能区为例

在存量发展背景下,片区协同开发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渐成为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武汉在此背景下探索出基于片区协同开发的城市更新模式——重点功能区建设。在建设成效评判标准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尚未形成能科学反映片区协同开发模式建设现状的评价体系。为补全片区协同开发模式建设现状评价研究的缺失,基于过往量化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式来检验武汉市重点功能区现行开发建设成效,总结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落实重点功能区战略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并提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江苏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空间载体。

古城有机更新中的“更新单元”实践研究——以苏州古城平江片区重点功能区为例

古城更新普遍面临着现行规划失效、房屋产权复杂、肌理形态多样和更新实施困难的现实。本文提出通过建立基于古城肌理形态的“更新管理单元”和基于古城产权的“更新实施单元”构成的二级“更新单元”体系,将复杂的古城地块分解为相对独立可操作的小单元并研究制定管理图则,以最大程度确保古城肌理形态的文化内涵、物质特性、产权利益等得到精细而合理的对待,以简单明晰且具有较强灵活操作性的路径推进古城有机更新。

北京三大重点功能区的规划建设及其影响

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商务中心区、奥运工程的规划建设,在增强北京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布局,促进北京经济发展,提升北京的城市形象的同时,对北京和全国规划设计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进了规划界设计行业的发展。其在规划设计方面的启示有:城市政府对城市规划建设把握正确导向最为关键;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还是要强调和贯彻适用、经济、美观的建设方针;规划工作者不仅要做好规划,更要坚持正确的规划。

“规土融合”在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中的实践

"规土融合"一直是我国规划管理领域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热点话题。自2009年武汉市实现"两规合一"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武汉市以大力推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明确了以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为抓手的工作路径,以期实现规划与土地的有序衔接和统一协调,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实施性规划的提出,既要求科学合理地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又要从开发实施的角度有机衔接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研究基于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的工作实践,明晰对"规土融合"的认识,挖掘实施性规划中体现"规土融合"的关键要素,从规划编制实践、工作框架构建到规划落实情况,总结实施性规划的编制内容、编制成果审批与应用以及工作组织与规划编制方法,对大城市重点地区实施性规划的科学操作模式及工作方法进行了探索。

武汉市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创新与实施机制

研究从武汉市构建重点功能区实施体系的战略背景和现实诉求出发,对重点功能区的内涵、体系构建模式、原则、整体布局和策略进行阐述,同时以武汉市现有重点功能区规划实践为例,从规划组织模式、方案设计和运作模式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的内容与创新点,并提出了有效的实施保障机制。

武汉市重点功能区规划实施评价探究——以汉口沿江二七商务核心区为例

重点功能区作为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集合了大量的城市发展资源和政策,因此,对其进行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武汉市汉口沿江二七商务核心区为研究对象,从规划实施结果和规划实施过程两个角度出发,选取若干评价指标搭建重点功能区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分析二七商务核心区规划的实施效果,并从转变规划编制思想和规划实施工作良性循环等方面进行反思与总结。

地下环形隧道在城市重点功能区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城市重点功能区的高强度开发建设,越来越多地采用在市政道路下设置地下环形隧道,来增加区域道路交通资源,净化地面交通和提升区域的交通品质。结合北京市的地下环形隧道的建设,介绍并研究了城市重点功能区与地下环形隧道的设置方式和设计关键性技术问题,可为类似工程建设提供借鉴。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历史文化重点功能区评价--以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文物保护专项规划为例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前提和基础,开展文物资源和文化空间评价也是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中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通过对文物及其相关的自然景观等文物资源价值和文物资源空间进行评价,统筹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文化创新等问题,并通过"历史文化重点功能区"等空间保障将文化优先的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文章以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的文物保护专项规划为例,针对历史文化重点功能区评价的内容进行探讨研究。

国家重点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县域对比分析

国家财政部于2009年印发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中央财政开始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截止到2020年国家已累计下达转移支付资金6035.5亿元。评估国家重点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成效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域为调查和评估对象,基于多期遥感解译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数据,对正式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格局及其变化进行了评估,并对是否接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生态系统格局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状况整体好转,2011—2019年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85%,生态质量整体上好转主要与水域增加有关。享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后各县域生态质量改善明显,从2011—2016年的空间横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2.28%,未享受县域为-3.36%;从2011—2019年的时间纵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前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35%,而享受后为1.70%。然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为活动干扰仍然较为强烈,研究时段内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增加了14.2%,林草等生态空间却有所减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管控目标并未得到切实落实。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管控、有效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以及科学制订生态保护与恢复决策都是国家重点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点功能区统计代码编制方法研究

统计标准化管理是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统计基础工作。统计标准的质量直接影响统计数据的质量,从而影响后期的应用分析。为了有效解决重点功能区代码目前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建立科学合理的重点功能区代码提供可行方案,同时也为了提高重点功能区代码的编制质量和填报质量,本课题尝试对上海市重点功能区的历史演变、具体问题以及编制内容进行详细研究,探索重点功能区代码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一步完善现行统计标准。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重点生态功能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以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性保障。本文通过深入研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乡村发展背景,总结剖析了小金县发展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明显,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异质性,三是拥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但同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生态经济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等障碍因素,小金县作为高山峡谷民族地区,在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明确小金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发展理论,提出了小金县产业发展建议:一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三是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农村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测度与产业-生态的协调发展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乌兰察布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及其降水响应

生态评价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与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20-2022年数据,从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4个一级指标,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对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质量变化趋势及对降水的响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乌兰察布市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质量整体良好,充分发挥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防风固沙作用;②以2020年为基准年,2021年和2022年4个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不同程度变差,急需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③生态质量与5-9月份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均显著相关(P<0.05),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主要影响的是生态功能,呈显著相关(P<0.05),而与生态格局、生物多样性、生态胁迫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降水量减少是导致生态质量整体降低的重要原因。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显现出其战略性的生态政策地位。旨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该政策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深入探讨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对于推进该政策的持续性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PSM-DI D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探究,旨在系统剖析该政策对农村农民收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