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关志》修纂者及重纂本《叙例》新考——方东树《<粤海关志>叙例》及两篇代作《<粤海关志>序》解读

《粤海关志》存世业文堂本未列修纂者姓名,近世多据梁廷楠《合省国说·序》而定梁廷楠为总纂。但据方东树《考槃集文录》所载《<粤海关志>叙例》及代两广总督邓廷桢和豫堃所撰两篇序言,《粤海关志》主修者应为豫堃,业文堂本(初纂本)总纂为梁廷楠,曾钊、方东树等为分纂;在梁廷楠初纂本基础上,曾有过方东树总纂的重纂本。同时,比较方东树《<粤海关志>叙例》与梁廷楠《<粤海关志>凡例》及业文堂本《粤海关志》之异同,可见方东树在重纂本中对其体例和结构进行了调整和增删,其体例更加严谨,结构更加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更加符合政书的书写体例。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公案考辨

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公案,在近现代福建志界中产生不小的影响。本文就该通志的编修经过、梁章钜等上书条举的要求、上书条举的原因、对上书条举的分析、上书条举后的情况,以及对《重纂福建通志》的评价等进行探讨。

洋务运动时期士人对《海国图志》的丰富与发展——以新发现的《拟重纂海国图志凡例》为中心

新发现的《拟重纂海国图志凡例》连载于1893年出版的新加坡《星报》,系广东大浦人何惠荃作于1887年。何氏认为自《海国图志》成书以来的三十年余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科技的发展与传播使得重纂此书成为“今日之要务”。何氏以“专为办理洋务而纂”为目的,加入“修约”“开矿”“卫商”等主张,扩充并丰富了原书内容,而在“筹海”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魏源观点,反映出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士人的时局观与自强思想。

福建明代水灾的时空分布

在明代福建的自然灾害中 ,水灾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居首位 ,它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试图理清明代福建水灾的基本情况 ,概括出水灾发生的时空特点。

新发现的癸未字本《四时纂要》与重刻本《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

近年,在韩国醴泉郡发现了《四时纂要》的新版本“癸未字本”,癸未字本《四时纂要》是朝鲜太宗时期(1403-1422年)使用的刻本。国内现行《四时纂要》是1960年在日本发现的重刻本,由缪启愉先生校释出版。癸未字本《四时纂要》比国内通行本底本早了180余年,是世界上现存《四时纂要》最早的版本,也是最早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农业科技典籍,是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癸未字本《四时纂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遭到了部分涣漫,第一卷和第五卷破损严重,卷首序言和末尾的题跋已不存在。通过癸未字本和重刻本的对比研究,发现癸未字本存在一些倒置、误字、脱字漏字、通用字、繁简字、别字等不同情况,这些不同是由于铸刻者的汉文化水平、最早金属活字“制造未精”、汉字属性理解差异、中朝两国文化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四时纂要》对朝鲜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个版本的比较研究为研究唐五代农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路径。

今存孙鑛《文选》评本述略

今存收录孙鑛《文选》评点的著作共有三种:闵齐华刻《文选瀹注》、卢之颐重订《文选纂注》评本、于光华《文选集评》。《文选瀹注》首刻即录入孙鑛评点,此书遂亦称《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后来它被多次重印重刊,或收孙评或否,或朱墨套印或墨印,但名称沿习不改。后出的卢本所录孙评虽然不多,但没有与《文选瀹注》重复者,原因还只能阙疑。《文选集评》在"凡例"中声明录入了《瀹注》所载全部孙评,又因它在今天远较《瀹注》易见易得,当今学者研究孙鑛评点往往即以之为依据,但经笔者将两者仔细对照,发现事实并非如《集评》"凡例"所言。研究孙鑛《文选》评点,实应据《文选瀹注》,并参以卢本。

读《张政[火良]先生学行录》札记

“梅妃”未必真有其人：卢兆荫在《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缅怀张苑峰先生》一文写道：“我的祖籍是福建莆田，当地一直盛传‘梅妃’的事迹。乾隆《兴化莆田县志》、同治《重纂福建通志》都有关于‘梅妃’的记载。大意是：梅妃姓江，名采颇，莆田人。高力士使闽时选人侍，大见宠幸，号日‘梅妃’，杨贵妃专宠后，迁于上阳宫，后死于安史之乱。”

游击定远将军李参

十五世纪初，郑和率庞大舟师七下西洋。每次奉使将士达二、三万之多，其中不乏闽籍人氏。《重纂福建通志》有载：“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师返，闽中从征将士升赏有差”，可见当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闽籍将士升赏者甚众。然而，迄今“可考的闽籍将士不过五十二人”而后偶有发现。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真相

日本侵华 非法窃取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隋朝时期，中国就发现了钓鱼岛；最晚至明代，中国人就开始利用钓鱼岛。明清两朝都有大量记载表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包括1403年的《顺风相送》、1556年的《日本一鉴》、1561年的《筹海图编》、1605年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21年《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1719年的《中山传信录》、1767年的《坤舆全图》、1808年的《浮生六记》、1871年的《重纂福建通志》以及两代留存的大量《使琉球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