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二重经济开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2002—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二重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出口数量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明显,而出口质量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区际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上,出口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区际开放强化了出口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校车事故的深层原因:教育规模布局调整重经济性轻人文关怀性——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通过对深圳市及其龙岗区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的路径、绩效与问题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校车事故的深层原因,提出了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实现人文关怀的策略。

论国有控股公司的两重经济职能

本文试图从政府投资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两方面来论述国有控股公司的两重经济职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政府的投资主体,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可靠保障;作为市场的竞争主体,必须自觉遵循市场规律,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这就要求规范国有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既要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履行政府的主导职能,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又要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履行市场的主体职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国有控股公司既不能脱离政府的宏观指导,又不能脱离市场的竞争环境,并且要通过这两方面职能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达到健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双重目标。

经济三重开放、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经济差距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三重开放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三重开放能够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但不同维度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国际开放水平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省际开放水平表现出直接负向作用、省内开放水平的作用不显著。国际与省际开放水平在产业梯度转移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转移程度较高地区对区域经济差距缩小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

王亚南创建中国经济学对当今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启示(下)

王亚南强调 ,革命胜利后 ,必须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 ,要先走新民主义之路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原论》及其《续篇》

日本财政政策的选择与经济重生

目前,日本财政政策的选择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渐进式的增税减支对日本经济走向全面复苏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日本严峻的财政状况和金融业的危机促使日本政府尝试通过新的途径进行结构改革。2003年财年,日本政府试图在“没有改革便没有增长”(Nogrowthwithoutreform)的口号下坚持既定的基本政策,寻求财务省和日本银行的紧密合作,刺激私人需求和经济增长,加速2003财政年度的税收改革,期望公司部门能重新振作,并以刺激私人需求为主促成日本经济缓慢复苏。

新冠疫情下俄罗斯经济重启的制约因素及前景分析

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停顿给俄罗斯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疫情最严重的第二季度,GDP增速同比-8.5%。7月份完成修宪程序之后,普京新颁布的"七月法令"放弃了2018年"五月总统令"确定的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等国家发展目标,基于国家项目确定的"突破性增长"和"投资新周期"任务被迫搁置。这些都意味着俄罗斯政府把经济重启看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在疫情不确定的条件下,抗疫反危机的财政压力分散了重启经济的金融资源。财政资源匮乏,投资萎靡不振,消费停滞不前,是经济重启的主要内部障碍。从外部因素看,全球疫情长期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导致能源及大宗商品行情持续低迷,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仍没有结束的迹象。这将使高度依赖石油美元收入和外部金融资源的俄罗斯经济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难以为经济重启提供足够的支持。俄罗斯经济增长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论宏观经济的重与好——对宏观经济极限规模的探讨

由于存在资源要素的瓶颈限制,宏观经济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必然存在着极限规模。本文通过对古典经济有关宏观经济极限规模观点的总结,分析“乐观学派”论证的有效性前提,证明:宏观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不可能变得更大,但可以变得更好。同时从理论上说明了更重的经济与更好的经济的本质区别,以及如何发展更好的经济。

不同空间权重下区域产业结构收敛性分析——以长三角经济区为例

文章根据长江三角经济区25市1996-2014年宏观统计数据,基于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探讨研究区三大产业的β收敛性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第一产业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和收敛性;在地理和经济距离影响下,研究区内二、三产业呈现绝对β收敛,而第三产业收敛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其中科技、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显著影响第二产业的收敛性;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前提下第三产业的空间相关性远高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发现忽略空间权重矩阵下产业结构收敛性差异将导致区域发展研究误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以不同空间权重模型下产业结构收敛性研究为基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和经济一体化。

五代时期中南华南四国及北汉的政治体制与重商经济

五代时期中南、华南的南汉、闽、楚、荆南四国及北汉的政治体制呈现两种类型。南汉和北汉实行帝制,而楚、荆南实行王国政体,奉中原王朝甚至邻国为正朔。闽虽称帝,但仍然向中原王朝称藩。五国经济不同程度具有重商倾向。南汉和闽发挥沿海地理优势,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楚利用特产,辅以货币自我贬值政策,在促进贸易交换的同时积累财富。荆南因农业生产条件较优越而注重劝农,但也依靠华中通衢的地理优势谋取商贸利益。北汉虽以重农为主导,但也被迫通过商业贸易开辟财源。

经济“三重”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溢出及门槛特征

基于我国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三重”开放视角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经济开放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开放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由扩大变为缩小;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一地方财政支出水平的门槛效应,伴随地方财政支出水平跨越门槛值,经济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趋于下降。

从自然界突变的角度重估经济发展战略

文章从自然界突变的新角度,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以"人的发展"新思维,代替资本与权力垄断的经济模式,重新制定中国未来经济、生态与能源发展战略。作者以生态经济学方法计算中国生态损失,指出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现存技术条件下难以迅速摆脱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需要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的大战略,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相结合,并注意到自然界可能的突变。

FDI流动对我国经济空间重构的影响

针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必然会引起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我国产业和空间上的扩张伸缩、流入流出,从而导致我国经济空间重构的问题,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分布滞后模型,实证研究了FDI流动对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实现就业人口非农化。

主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重构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还在全球蔓延。疫情重创全球经济,短期的影响已经表现为经济的衰退,长远的影响很可能是经济的重构。

经济空间重构:传统村落旅游利益分配正义的西江样本

随着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动态演变,经济空间重构既是社区村民平等获得发展机会的可行路径,也是实现旅游利益分配正义的有效措施,具体而言,可从旅游生命周期、村落共同体、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等方面加以诠释。其基本内涵是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景区治理主体通过采取空间拓展、空间联结、空间干预等措施,不断拓展旅游经济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搭建相应的接点平台联结中心与边缘区域形成发展共同体;同时通过人为干预公共空间二次分配发展机会,以此为景区内部边陲及邻近村落的民众创造更多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不仅缩小了不同空间位置的收入差距,而且平等地分享了旅游发展红利。西江苗寨作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旅游的典型代表,以经济空间重构的方式较好解决了不同地段因发展机会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一举措无疑具有开创性与探索性的意义,在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传统村落实现旅游利益分配正义提供可操作性的西江经验。

根据生长模型和经济模型计算的生长猪采食量的经济增重

由采食量所得的经济增重是通过生长模型和经济模型计算来的。生长模型的内在含义就是线形高原模型,该模型的评价指数包括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沉积的边缘比率(MR)、采食量的增加以及蛋白质的最大沉积量(pdmax),最佳采食量(FIo)是指能够满足最大蛋白质沉积量所消耗能量的最低采食量。不同给定的边缘比率对生产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评价:采食量的增加将导致生长率高,边缘比率降低,对于给定的边缘比率,当采食量等于最佳采食量时,饲料报酬率是最低的;边缘比率和采食量都较低时,瘦肉率(LMP)是最大的;如果采食量较大,当采食量超过最佳采食量时,瘦肉率最低。相对于采食量、边缘比率和蛋白最大沉积率来说,经济增重依赖于采食量和最佳采食量的比例。相对于采食量而言,当采食量低于最佳采食量时经济增重呈正增长,当采食量高于最佳采食量时经济增重呈负增长。当采食量低于最佳采食量时边缘比率对经济增重只产生负效应。对于较低的边缘比率和采食量而言,采食量和边缘比率的经济增重较大。相反,由来源于经济模型的生长率和采食量所确定的经济增重只存在增重大小的差异而已,这些性状并没有表现出水平差异。经济模型表示的是对于固定的生长率和瘦肉率来说由于采食量的减少所获得的利润,所以该模型估算的采食量和经济增重总是负相关的,所以连续减少采食量的养猪方案就有些冒险。相比之下,为提高遗传进展而采用的生长模型则可以直接选择,可以为获得最大饲料利用率和最大瘦肉增长率而采取最佳采食量。总之,在养猪实践中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生长模型必须做好记录收集必要的数据。

“割裂化”对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影响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大国博弈,使得全球经济布局向“割裂化”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逼迫全球经济“重启”,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发展仍将围绕工业基础品种和新能源转型金属品种展开。但是自然禀赋的原因造成我国仅依靠国内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所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业资源仍将是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保障的主要来源。面对当前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合作;积极倡导ESG行动工程,在大国外交框架下树立中国形象;大力做好国内稳经济、稳市场、稳金融工作;在关键商品上实施差异化措施,针对性地制定发展思路和举措;大力压减国内低效产能,提高行业关键技术和再生金属回收与利用水平,增强行业企业竞争能力;建立国家重要物资“安全回国”通道,全面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和资源安全。

区域经济差异的σ收敛空间计量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根据1995—2008年辽宁省各市实际人均GDP数据,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标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进行初步研究。研究发现,在整个时间区域上,辽宁省区域经济差距呈阶段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空间计量模型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σ收敛研究。

FDI空间性改善了我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吗?

FDI在我国沿海地区高度集聚并伴随空间溢出,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那么FDI空间性是否改善了我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呢?基于我国沿海11省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环境约束与政府治理的双重视角下,构建"环境治理投资综合指数",运用虚拟生产前沿的网络RAM模型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然后在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空间权重下,构建FDI空间性指标研究其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FDI空间性能够改善我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FDI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但考虑空间因素后, FDI空间性指标对效率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经济地理空间权重下,促进效应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