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问题研究

在我国当前,为了回应轻微罪数量逐步增多的立法趋势和司法实践中犯罪结构的变化,实现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的去同质化,应当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三个层次。关于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应当以犯罪分层的功用为导向,采用法定刑和宣告刑并置的二元标准说。依据此标准,最低刑为3年(不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的犯罪为重罪,最高刑为1年(不包括本数)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轻罪,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罚的犯罪为微罪。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应根据宣告刑标准予以差异化设计,同时应根据故意犯和过失犯的不同对重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予以差异化设计;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犯罪非既遂形态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应根据法定刑标准依次缩小;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应根据宣告刑标准在重罪、轻罪和微罪之间予以合理分配。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在刑法上面临的主要争议是正当化事由尚不明晰,以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肯定的是,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与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过程中,重罪合规应当划分为事前重罪合规与事后重罪合规两个方向。在组织体责任模式下,企业在事前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并有效落实合规计划可以排除单位责任;企业事后合规义务的履行可以熔断企业刑事责任,进而带来刑罚上的从宽处罚,并解决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能够使企业合规改革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得到充分落实,立法机关应当对《刑法》第30条、第31条以及分则有关条款进行修正,并由司法机关制定关于企业合规有效性的司法解释,以确保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规范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底龄未成年人涉嫌法定重罪的,应当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区分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个案处理与类型事实处理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着手。对《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两种犯罪应当采取行为说,对其规定的“情节恶劣”应当采取“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理解为程序性核准为主、兼顾实体性核准的法定程序环节。未来应当完善重罪底龄未成年人的量刑规则,应在条件成熟时删除对其减轻处罚的规定,减少基准刑下降幅度;强化监护义务刑事责任化的规制完善,条件成熟时可增加拒不履行监护有关罪名;同时建立健全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早期预警与分级干预机制,形成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预防与治理协同体系。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罪”适用--以《刑法》第31条的再阐释为视角

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应当以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为理论基础,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根据《刑法》第31条的规定,单位犯罪中有关单位的处罚限于罚金,因此,不能按照自然人犯罪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的严重程度。在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视角下,企业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在企业犯罪预防必要性显著轻微的情况下,应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以无罪论处;在预防必要性轻微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激励措施;在预防必要性较轻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从轻处罚措施。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我国重罪检察的困境、挑战与应对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重罪检察工作迎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重罪检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重罪检察工作既面临着实体法前提不清、适用案件范围规范限缩、部分案件证明难度高以及重罪协商运行机理不清等困境,也面临着风险社会中刑法治理的背景转变、刑事实体法语境下的保护对象扩张、刑事程序法维度下的价值关系紧张以及犯罪发生场景网络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为了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刑事领域提出的安全保障价值与自由保护价值平衡的要求,新时代重罪检察的应对思路应当从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两方面着手,并结合指导理念、实体法侧面、程序法侧面和办案机制四个方面依序展开,由此才能真正推动我国重罪检察业务的现代化。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困境及完善路径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来构建与现阶段刑事诉讼相适应的配套制度。目前,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遇到了一些困境,其主要体现为受传统社会观念、政策的制约;程序从简、司法成本节约价值不明显;标准不清,提出精准量刑建议难;存在“诉辩交易”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些困境,有四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适用范围上的限制;二是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开示;三是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多方有效协商;四是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程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完善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是严格把控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标准、精准提出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有效构建重罪认罪认罚案件的配套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分析——以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质量的评价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者、司法资源的调控者、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受合法性义务和客观性义务制约,检察机关应当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履职能力,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协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以来,刑事案件对该制度的适用率逐年上升。因覆盖的全面性,重罪案件也在适用范围之内。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重罪案件适用时,因其案件性质复杂、我国打击严重犯罪导向、制度不够完善、办案人员心理因素等因素,导致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产生了法理适用冲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被追诉人心理摇摆不定等问题,如何对重罪案件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因此,划定重罪案件适用范围、研究国内外立法现状、对重罪案件实行认罪认罚量刑精准化等措施,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工作现代化语境下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思考——以S市L区人民检察院2020年以来办案数据为样本

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理念之下,本文以S市L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践为研究样本,检视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难点及原因,探索重罪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价值,并以“三个现代化”为落脚点,转变理念、创新机制、借力科技,从而破除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障碍,最大程度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效用,促进刑事司法理念现代化和检察履职方式现代化。

重罪案件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念要求。以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现状为视角,分析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表现特征及产生原因。基于司法实践发展需要,宜从更新办案理念、转变重刑思想,注重矛盾化解、强化沟通协调,明确审查重点、提升研判能力,接受外部监督、加强请示汇报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对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作用发挥有所裨益。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基本原则被正式写入。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界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即所有案件均可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适用。相较于轻罪领域的广泛适用,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充分发挥认罪认罚的价值功能。因此,本文在梳理“两高三部”《指导意见》实施以来青海检察机关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和完善的相关意见建议。

美国刑法中的重罪谋杀罪规则评析

重罪谋杀罪是英美刑法中比较特殊,并引起很多批评和质疑的罪名。目前,美国大部分州的刑法仍保留有该罪名,但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实际上被限于在实施重罪过程中故意或过失造成死亡结果的情形。由于该罪名的设置仍具有一些积极意义且限制了适用范围,尽管存在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声,但绝大多数州的刑法仍然保留了重罪谋杀罪规则,短期内没有被废除的迹象。

论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体系的构建

我国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针对所有未成年人的,当然也包括重罪未成年人。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观念、资源、能力等条件制约,对重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探索较少、投入较小。为此,本文专门研究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体系构建问题,阐述了构建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体系的法律政策依据和初步思路。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仅指轻罪行与重罪行的划分。在学术界关于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四种观点中,以一定法定刑为标准认定罪行的轻重具有充分的依据。认定轻罪和重罪法定刑的分界线当以有期徒刑3年为限,即凡法定最低刑为3年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都是重罪,反之便是轻罪。我国刑法存在若干轻罪与重罪界限不明的条文,需调整其罪刑关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重罪之中。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空间拓展——以重罪案件适用中的价值冲突及裁判平衡为中心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已有较多讨论和研究,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也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认同。但刑事和解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和弊端,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期笔谈的各位学者分别从刑事和解的潜在风险、认识误区、适用空间拓展、制度构建中的困境以及其与刑法基本原则间的矛盾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重罪案件在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件中可以限制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不适宜适用刑事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