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偈散过渡套语“复说偈言”与“重说偈言”辨析

偈散相间是汉译佛经突出的文体特征,偈散间过度套语"复说偈言"与"重说偈言"在译经中出现频繁。从字面上看两者似乎没什么差别,其实两者同中有异。对其异同的揭示,有助于准确读懂佛经。在大量考察的基础上,从"重"、"复"的语义指向、套语的使用环境等角度探析其异同。

《青色魇》: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

写于1946年的《青色魇》,讲述了佛经典籍《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同《七色魇》其他文章一样,《青色魇》也呈现出晦涩难解的文本状态,评论多将之称为"抽象的抒情"。从佛经故事重说的角度将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进行比较,不难剖析这种"抽象抒情"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之重说教特点及其成因

在古典通俗小说研究中，学界多注重小说本体的研究和小说作者、版本的考证，而极少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考察通俗小说的刊刻特点。古典通俗小说刊刻中的一些特点，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探讨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重说教的特点及其成因。以小说来说理...

飞辩骋辞客，说破三国梦──《三国演义》与传统重说文化

《三国演义》的“说”描写丰富多彩，是对先秦史传文学“说”描写的继承与发展；而从先秦以降我国史传性文学作品代代相承的说境和说辞描写，实是民族的重说文化传统的文学表现。史传性文学作品的说描写，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学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认知功能：重说文化实即求真、求各、求美的文化，体现着我们民族对真、善、美至高境界的执着追求。

新闻轻重说

经验丰富的老编辑眼睛里似乎有杆秤,拿到稿子粗粗一览,便能“称”出稿子的分量。 读到好稿,欣喜若狂,两眼放光,连呼“有分量、有分量”;读到劣稿,则遗憾地苦笑,或曰:“轻飘飘一点分量都没有。”或曰:“蛮好的材料湮没在浮云飞絮中,可惜了!”

重说“建筑人格长城”

重说﹃建筑人格长城﹄陶立志“建筑人格长城”，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１９４２年向育才学校师生提出的道德修养倡议。他以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设疑，建议全体师生每天要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这根本一环，即使你有一些学问...

“邮电服务年”重说邮电竞争

“邮电服务年”重说邮电竞争金燕邮电通信事业是在旧中国邮电支离破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４０多年来，在广大邮电职工的努力下，我国的邮电通信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４９年人民政府接收的只是３１万门电话交换容量，并且大部分电话都是手工接转。到１９７８年，全国...

新见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残片考释

近年来,国内拍卖会上陆续拍卖了3件民间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分别是2014年德宝古籍秋拍的第64、72件拍品和2021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3697号拍品。通过列表分析发现,这3件佛经为新发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已公布的英藏、俄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相比较,也属于不同版本,但均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本TK-139、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翻译而来,且64号和3687号佛经内容前后相接可以缀合,是同一版本相连的两件文献。此外,保存较为完整的施经发愿文是新见内容。从版式及发愿文中的“大朝国”来看,应为蒙元时期刻本。由此可知,这3件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是以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在蒙元时期重新排版印制。多个版本的汉文、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在西夏和元代的流传,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和儒家孝道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书法史视角下的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石窟刻经——以59窟《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为例

唐代伪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在四川安岳卧佛院第59号窟刊刻了两次,这一特殊现象同具体的经文内容、题记等供养人信息为人们了解唐代安岳及周边地区的信仰状况和研究佛法教义的传播形式提供了材料。比较分析两处刻经的不同形式和刻经风格的差异有助于揭示刻经工作展开的具体情况,其中书刻水平较高的创造者留下了精美的书法遗迹。参考现存的敦煌写本,可见写与刻之间的区别,石刻本甚至可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巴蜀唐代楷书作品。整个卧佛院刻经兼具重要的宗教历史、社会风俗和文化艺术等价值。

重编《说郛》所收宋元诗话辨伪

在重编《说郛》的卷七十九至卷八十四收有六十二种文学批评著作,大部分是宋元时期的诗话。而在这些诗话中,有二十三种宋元诗话是伪书。这些伪冒诗话的作伪手法可分为三类:其一,本无其书,编者由同一作者的其他书中选录一些文字,编纂成一新书;其二,本无其书,取其他文字拼凑为一书,妄题书名或作者名;其三,原来曾有某书,但重编《说郛》本并非该书之原书或原书节录本,而是从其他书中抄来一些条文拼凑冒充该书。

关于拈连辞格及其构件的重新界说

一个完整的拈连辞格,包含拈连存在的语体背景及其构件。语体背景包括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构件包括拈连单位、连项和拈项。拈连单位包括拈素、拈词和拈语。"连项+拈连单位"构成零度体,"拈项+拈连单位"构成偏离体。"零度体+偏离体"构成拈连的基本结构格式。拈连辞格存在"同义异形"的结构转换模式。拈连遵循"先连后拈"的原则,也存在"先拈后连"的现象。需要对连项和拈项的范畴进行界说。

由弗氏人格三重结构说看大学生消极被动的英语学习

随着目前国内高校英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学习英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被动、消极的学习态度。文章以弗洛伊德人格三重结构说为基本理论,从学生心理层面来思考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消极、被动心理及相应行为,认为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改进教学氛围,从而启动学生自我防御机制,来影响并激发"本我"欲望中的积极部分,减少因"本我"与"超我"相互冲突造成的焦虑感,促使"自我"有意识地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由消极转向积极。

围绕“重说式”纠错的讨论

"纠错反馈"是否有益于和如何有益于二语学习是过去几十年研究界和教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在不同的课堂纠错形式中,"重说式"纠错得到的关注最多。互动假说理论领军人物Long(1996)认为,"重说式"纠错由于其低显隐性,不但可以让学生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相关语言知识上,还不会中断原来进行的意义交流,也不会出现因显性纠错可能带来的不快课堂气氛,因此可谓是二语课堂行之有效的纠错方式。然而Lyster等学者(1997,1998)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数据显示,"重说式"是二语课堂使用最多、但效果最不理想的纠错方式。这一结论挑战了Long的观点,也引发了其后一系列围绕"重说式"纠错的细化研究,其中包括对纠错效果评估、纠错显隐度、所涉语言结构、教学环境、学生语言水平、学生个体差异的相关性讨论。本文将对这些讨论做一纵横两方面的梳理和总结。

基于《魏晋南北朝石刻数据库》的《说文》重文调查

魏晋南北朝石刻用字贮存了习惯上所说的中古之际历史汉字形音义系统发展演变的丰富信息。将《说文》重文与魏晋南北朝石刻用字进行系统对照,是国内外该研究领域还没有开展的工作。由于受研究方法和材料的限制,研究者往往无法做到数据收集的穷尽性和研究层面的系统性。利用语料库整合社会用字资源,并借助语料库检索统计等功能,开展古文字到今文字、传世字书贮存文字与社会实物用字系统比较,也就是打破时间空间本位,建立文字学科本位,进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调查对比研究,既是中古社会用字字体类型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规定,同时也是今天开展中古汉字发展研究的基本趋势。以下通过对《说文》重文在魏晋南北朝石刻中贮存情况的调查,旨在了解《说文》重文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变化轨迹以及在实物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影视文学》珍重说再见 《时代影视》一路续其缘

《时代影视》主编答记者说:刊名不叫《文学》

祁寯藻重刻《说文系传》始末及其意义

作为清代道咸同时期的"一代儒宗",祁寯藻为振兴朴学研究,主持了《说文系传》的重刻工作。研究表明,由于他的推崇与号召,其周围已然形成一个注重文字学考证研究的学术圈,他们的文化选择和作为正是清代学术特色的重要表征。

《说文》正篆―重文中的秦汉分化字

文字分化与汉字发展的整个过程相伴随。本文对正篆―重文中应用至今的秦汉分化字逐字调查,通过字形演进脉络的梳理和文献用例的分析,说明《说文》正篆―重文之间不仅存在着异体字、假借字和同义换读关系,而且存在一定数量的秦汉分化字。文章讨论了正篆―重文的字形分化方式和二者之间的字词对应关系,进而揭示正篆―重文秦汉分化字的基本特性,以期加深对文字分化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从《说文》重文看汉字字际关系的研究

《说文》正字与所附重文的字际关系不是简单的异体字关系，还有同源字、同义字、同音字等情况。这种复杂的字际关系一直存在于后代的字书中，使得汉字收录的原则不够明晰。汉字字际关系的研究与确定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对于汉字构形理据与记词功能的考察，二是对于书写风格与体式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