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边界与越界

传统与现代的面叙,本土与全球的相遇,使得"重述历史"成为当下小民族文学~①最为凸显的叙事症候。以重述历史召唤族群记忆,以族群记忆强化边界意识与身份再生产,是重述历史的基本诉求。这里的"历史"并不是文字书写的、可资验证的"大历史",而是一种叙事与阐释的"传统",是文本建构或赋形的"过去"。由于"自我一他者"空间维度的缺席,"传统一现在"的单一时间维度,使得"重述历史"溢出了文学/伦理的边界。以"流动的传统/历史"为基本叙事伦理与族际交往原则,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仲裁,重述历史才能走出既有叙事的偏至或极端。

重述历史的策略——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谈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产生十年后牢固树立起其正统权威地位,《新文学大系》采用了一种颇具策略性的编选手法从而有效地对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加以重新叙述。这种编选手法在其中的《文学论争集》一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重述历史的方式与边界 评话剧《德龄与慈禧》

讲起百多年前的那一段清宫往事,总有红楼与朱箔、空庭与苔藓、旧圃与流莺、残灯与罗绮等诸多华丽而陈旧、哀婉又凄迷的意象藏在说书人的言语间——末代传奇里,"浪漫"与"清新"似乎不曾存在于气数将尽的王朝和鬼影幢幢的宫闱之中。但是,《德龄与慈禧》却显出了不同的色彩,成为一个例外。光绪年间,在西洋长大的德龄回到古老的北京,走进幽深的紫禁城,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见证"并轻轻"推动"了晚清变革的进程。在德龄的故事里,剧作家何冀平找到了一种重述历史的路径.

去政治化与施蛰存的重述历史小说

施蛰存的重述历史小说与施蛰存的文学理念紧密相连。施蛰存通过《将军底头》和《阿褴公主》两篇历史小说,运用心理分析技巧对历史记载中的故事进行了改写,把民族冲突保留在了内心冲突的范围之内,同时通过民族冲突向个人恋爱冲突的转化,从而实现了一种表面上的去政治化的效果,避免了现实政治对文学艺术的过度规约。

如何重述历史——评蔡家园的长篇非虚构《松境纪事》

建国以来的60余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的革故鼎新,小农经济的逐渐瓦解,传统伦理的分崩离析,使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次次艰难的转型。如今比一个甲子还长的时间已过去,如何反映这段巨变的中国历史,正视它所走过的那些既辉煌又曲折,既奋进又艰难的道路,借以思考如何更稳健、更自信地走向未来,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责任。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越界叙事、重述历史、个体创伤与家国情怀——《民族文学》2023年小说关键词

2023年《民族文学》所发表的小说,既延续了其一贯的传统,比如多边地多民族题材、多基层作者等,但也有一些变化,如前些年流行的扶贫题材的减少,增加了个人情感书写的分量等,如果我们抽取其中的几个关键词,可以为:越界叙事、历史重述、个体创伤、家国情怀。

重述历史的冲动与难度

主持人:您从小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的生活,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以农村题材为主。这次的题材跟以前有所不同,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怎样的?李美桦:人活在世上,总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事。能够遇到这些人和事,有的时候靠的就是缘分。我觉得写作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某件小事,脑海中灵光一闪,就有了写作的冲动。我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完成的。这部小说起源于十多年前,当时我在创作另一部长篇《浪拍金沙》,写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故事。

新时代重述历史的有效性及其形式--读李美桦的长篇小说《春度龙岗》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春度龙岗》的历史写作是有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的提出让我们重新思考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具有了新时代意义。

“重述历史”现象论——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为例

人口较少民族因现代性冲击的加剧而存在文化自保压力,以及浓厚的述源释源、叙根论根的叙事氛围,形成其文学书写的"重述历史"现象,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及文体混杂和结构的空间化现象。"重述历史"重在反思当下,强烈的身份书写使这种写作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电视剧重述历史的新历史主义批评

电视剧重述历史是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审美呈现,隐喻的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隐喻,电视剧文本在隐喻历史的同时也达到了影视历史在当下性方面做出的隐喻。

影像重述历史的审美现代性观照与反思

近年来,电视剧对中国现当代史的频繁眷顾和自觉不自觉的"重述"是令人瞩目的审美文化现象。"重述"必然是当代审美意识观照中的"重述"。文章结合三部典型文本,在审美现代性的维度,对影像重述话语叙事范式的嬗变、审美观念的群体性与个体性张力耦合进行分析和阐述。

重述历史语境下的《史记》后宫史事与电视宫斗剧

在重述历史的语境下,审视《史记》后宫史事与当下电视宫斗剧的关系。总结分析了《史记》后宫女子具有经历传奇,励志成功,妒忌争宠等特点。宫斗剧在题材、主题表现、人物个性等方面继承了《史记》的后宫史事。在此基础上,宫斗剧以现代人的视角和审美追求对后宫历史作了重述,只是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指引下,才能科学理性地重述历史,弘扬传播正能量。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文艺复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重述

“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方法或范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历史描述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就同一性而言,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四十年”,无论是“革命”语境中还是“改革”语境中,当代中国作家始终都在不同程度上或显或隐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转换”工作,都在有意无意地推进着“东方(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从差异性的角度来看,七十年来,不同代际或不同身份的中国作家在这一过程中又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审美趣味。

重述、戏说与怀旧: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历史小说与大众文化的历史想象

历史与怀旧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是重述的历史,以二月河、唐明浩和以《还珠格格》等为代表的戏说历史;二是以上海怀旧类小说,使小资情调渐成时代风尚;三是知青怀旧类小说,使曾经被叙述为苦难的历史成为审美对象。历史小说的流行,是90年代多元文化语境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文化显现。

为了真实和正义的历史重述——论何顿的《黄埔四期》

《黄埔四期》重述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力图以文学的方式祛除政治对历史的遮蔽,挖掘那些被隐没的史实;用传奇的笔法展示那些被历史埋没的英雄,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还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托卡尔丘克:以梦境与现实重述历史

2019年10月10日,备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带着2018,2019两年奖项一起颁发的消息,回归大众视野。最终,“波兰文学女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以及奥地利文学巨匠彼得·汉德克分获奖项。这是继威廉·福克纳和伯特兰·罗素在1950年分别获得1949年和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二次出现一年颁两届的情况。

重述历史——House of Attila

梧桐树下的百年洋房,是老上海永不落幕的迷人图景,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历经了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也在开国之后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迅速更新。“也许是曾经主人的不忍,或是住宅邻里的保护意识,我们把这份不变的坚持阐释为对美丽的庇护,和相遇的注定。”如同Attila&Co创始人所说,当她第一次遇到始建于1923年,位处衡复风貌区内的这栋洋房院落。

《狼行者》的历史重述与国族身份建构

由汤姆·摩尔联手罗斯·斯图尔特共同执导的奇幻动画《狼行者》,与摩尔之前的《海洋之歌》《凯尔经的秘密》类似,都是依托爱尔兰传说创作的。但电影并非仅仅依靠爱尔兰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体验来制造富有轻灵奇趣的世界观,而是在悄然完成一种庄重的国族认同意识形态言说,体现出一种本土意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抬头。文章从本土意识的同质生产,殖民历史的委婉书写,民族共识的强化认同三方面,分析《狼行者》中的历史重述和国族身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