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重音问题讨论

藏语的词重音现象相当复杂。一方面,藏语具有以音高凸显为标志的音高重音(pitch accent)语言的特征;另一方面,藏语又具有以音长和音色(音段变化与否)凸显为标志的重音(stress)语言或者说力度重音(stress accent)语言的特征。这两种特征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双音节词的范围内:力度重音方面表现为"前重",音高重音方面表现为"后重"(后高)。从现象层面上,这可简明地总结为"前重后高"。这两种重音现象都符合现代节律音系学的相对凸显(relative prominence)原则以及达顶性(culminativity)、分界性(demarcative)和节奏性(rhythmic)等属性。这种看似"矛盾"的一词双重音的现象,从韵律音系学的视角看,实际属于不同的韵律层级:音高重音属音步(foot)层面,而力度重音属韵律词(prosodic word)层面。前重后高现象既可上溯到原始藏语,也广泛见于现代藏语各方言中,成为藏语的一种共通的节律模式,并控制着有声调藏语方言的变调格局。

轻声与非轻声之间轻重的连续统关系

轻声是汉语连读变调的声调中和化问题。本文以“语调格局”的理论框架为指导,从句法分类角度详细考察宽焦点陈述句中双音节轻声字组的超音段特征,并提出“重音力度”来分析轻声与正常重音之间的轻重关系。对8位普通话发音人的9类不同类型轻声字组分析结果发现,与非轻声相比,结构助词、词缀、时态助词、功能性轻声词4类轻声的超音段特征处于较轻层级;非轻声音节多处于较重层级;叠音词、趋向动词和方位词的轻声音节居中;习惯性轻声和可轻声表现出较大游移性。从结构助词轻声到非轻声字之间语言成分负载的意义或功能表现出由虚到实递增的特征,体现在语音层面则表现为语音充盈度增加,轻声与非轻声的超音段特征在轻重层级上形成一种链式连续统关系。

上海市区方言声调和两字组连读变调实验研究

当代上海话有五个底层调及复杂的连读变调模式。本研究基于三个年龄段(20—40岁、41—60岁、60岁以上)的19位上海发音人的单字和两字发音,分析了中古八调为基础的上海话单音节声调模式,并用增长曲线法(GCA)分析了三个年龄段之间、男女发音人之间的声学特征差异。上海话两字组中,以上海话五个声调为基础考察了连读变调模式,包括偏正结构(形容词+名词)和动宾结构(动词+名词)两种结构,分析了男女发音人之间的声学模式,并对变调影响因素进行讨论。单字调音系。上海话单音节声调的声学结果验证了前人对上海话声调的音系分析,上海话声调特征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阴平为高降调,阴去为中升调,阳去为低升调,阴入为短高调,阳入为短低调。单字调声学模式。本文的上海话单音节声调音高值与前人研究略有不同,阴平51,阴去34/44,阳去24/25,阴入54/44,阳入23/24,其中阳去调与阴去调调尾音高相近,阴入和阳入的音高值也高于前人记录的调值。对年龄组之间以及男女发音人之间声调特征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年龄组的单音节声调音高没有差异。产出阳去调时,女性比男性在声调上升之前需要的时长更长,即女性的阳去调在拐点之前时长更长,拐点处拱度更大,这一特征在女性发音人产出位于右控式两音节变调组末音节上的阳去时也有体现。两字组声学模式。实验结果部分验证了前人研究,即上海话两字组有左控式,也有右控式。但还发现右控式可以有不同的变体。(1)左控式首音节底层声调的两个音高特征分别在两个音节上实现,即首音节保留第一个音高特征,第二音高特征延展到末音节。右控式末音节声调音高特征保持其底层调音高特征,首音节也保持本调,表层的表现主要由两个音节之间的轻重关系和协同发音造成。表层表现主要有两类,一类首音节减弱比较严重,音高变化趋平,听起来比末音节弱;另一类首音节基本保持本调,听起来较重。(2)声调音域与时长在男女表现上略有差异,但总体表现一致,即左控式首音节调域略大,时长略长;右控式及其变体末音节调域略大,时长略长。(3)“重音力度”(Stress Gravity)上,左控式首音节“重音力度”大于右控式首音节,相应地,右控式末音节“重音力度”大于左控式末音节,从而左控式首音节和右控式末音节分别保留底层调特征。可见重音力度较大的音节较容易保留底层调特征。左控式与右控式中的重音有本质区别,前者为复合词中的重音,可区别语义;后者为短语句子层面的重音,表达语用功能。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根据三种连调模式特征,我们认为上海话两字组左控式模式为词汇层面的连读变调,右控式及其变体为短语层面的连读变调。名词性偏正结构复合词约有95%表达为左控式,不足5%使用右控式;动宾结构词则有左控式、右控式及其变体三种模式,其中左控式约占46%。从两字组中音节之间的句法结构及变调模式分布来看,上海话两音节词(尤其是名词性偏正结构复合词)的变调模式更多取决于词的句法结构,同时受词频及两音节词义的紧密程度的影响,当然也受到发音人使用习惯的影响。

阿尔泰语言的声调、句末语气词及相关性研究

冯胜利(2015)就声调、语调和语气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提出"句末语气词是语调变体"这一假说,简称I-P假说(Intonation-Particle Hypothesis)。近来,该假说中的"有声调的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这一推演结果引发学界争鸣。基于此,文章以22种中国境内的阿尔泰语言为研究对象(均无声调),逐一考察了其重音模式与句末语气词的情况,并就该22种语言的重音模式与句末语气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为I-P假说中的"声调"内涵做了更深入地阐释与说明;另一方面,也为I-P假说提供了新证据。不仅如此,藏语视角的相关例证也为I-P假说提供了除阿尔泰语言之外的其他证据,并与阿错(2013)所提出的"藏-阿尔泰语法流"(Tibet-Altaic grammatical drift)的说法完全吻合。同时,从类型学角度,也验证了Hyman(2001)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