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

晚明社会险恶、国史不兴,知识群体忧时愤世却又无法找到救世之途,只得借助于野史笔记这种思想资源来表达社会主张和利益诉求。民间参与史事记载和历史评价反映平民社会走向成熟之际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趋同。晚明史学"实录不实,野史不野"的独特景观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践行。野史笔记风行于世有利于自我意识觉醒、史家个性张扬、记事领域拓宽和主体权力扩张。

集体记忆的多元书写——明季野史笔记中的朱元璋形象建构

明初以来,朱元璋形象塑造成了野史笔记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史学观局限,其时文人书写朱元璋既有历史实录,亦有动辄以天命来书写朱元璋的符瑞不经之说,其中的谀颂书写前代历史典籍中对英雄帝王的书写毫无二致。随着时代的演进,朱元璋形象在明中后期文人笔下更为丰富,忮刻残忍等反英雄形象的一面不断书写,反映出朱元璋集体记忆的褒贬取向呈多元化发展。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

江口沉银相关文献的十个待决疑案——书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后

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370多年前的"沉银"和历代"寻银"之谜暂时划上了句号。野史为沉银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但野史绝非信史;梳理"江口沉银"相关野史,参以文物,发现张献忠"江口沉银"文献诸说纷歧,通过举背景、次数等十个重要的待决疑案以证,并提出采信野史材料须遵循的原则和"野史——正史""水下——文献"的四象限互证方法。

主持人语

明代岭南人文蔚起,群贤联翩而至,陈献章、丘濬、海瑞,号称“三杰”。献章以理学显,瑞以清节著,濬以文章称。三者之中,丘濬、海瑞皆出孤悬海外的琼州府,亦一时之盛事。就名气而言,无疑海瑞为最,其身后事,妇孺皆能言之,更为街头巷尾、野史笔记所津津乐道。但自明末始,海瑞故事越传越多,越传越奇,所谓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层累地塑造了海瑞的历史。后世的海瑞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渐次展开。

薛应旂《宪章录》史料来源考

《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该书通过原文照录、剪裁融合等方法,广泛征引《实录》、《宝训》、野史笔记及口碑史料等各类文献,在史料上表现出博洽、珍贵、慎核等重要特征。

孟森社会风俗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引进,社会风俗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引起中国学者们的研究重视。孟森是较早关注并进行社会风俗研究的学者,其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考证,为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孟森研究社会风俗以野史笔记为主要史料来源,且以宋代笔记为主,其晚年认为奏销册是社会风俗史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

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史料来源考述

《旧京词林志》是明代周应宾编纂的一部记载自吴元年到永乐十八年翰林院和自永乐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四年南京翰林院相关历史的官署志,史料价值颇高。此书通过原文照录、裁剪融合等方法,征引了较多《明实录》、野史笔记、文集方志以及其他官修文献等各种典籍资料,作者的亲历见闻也是史料来源之一,其史料展现出了真实可信、珍贵审慎等重要特点。

安徽花鼓灯舞蹈——宋代“舞队”的遗承

利用史料研究方法,从“舞队”释名、“舞队”的传承、安徽花鼓灯舞蹈与宋代“舞队”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安徽花鼓灯舞蹈与宋代“舞队”的遗承关系进行探究和思考。

清初扬州名胜集联与旅游——《扬州画舫录》名胜集联今析

扬州至称繁华,确切地来说还是在清初,当时江淮地区的食盐专卖,使得大批徽州等地的商人在扬州成为巨富,他们对于文化人的重视或对于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其它地域难以比拟的.而历任地方官,如王士禛等人,性好游历,常有诗文雅集,文酒之会,一觞一咏,书画家游寓其间,传誉久远.特别是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更促使扬州成了东南经济、文化的大都会.故扬州之美,正象渔洋山人王士祺诗中说的:“绿杨城郭近扬州,是极具有诱惑力的,民间也流传:“东南园林甲天下,扬州园林甲东南”的俗谚.而扬州的园林名胜,因为它地处南北交界,形成了兼有南北园林的特殊形式,除蜀冈等少数地段,以保障河(即今之瘦西湖)和城内,一为水路,一为陆路,是扬州最具特色的私家花园群.在这种盛况下,当地的学者李斗凭着几十年的生活阅历,考之于笔记野史,费了近廿年的光阴,

我国古代史学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我国古代的史学源远流长。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本文就此问题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夫史所载者,事也。”“史为记事书”。刘知几《史通》议:“为史之道,以传古今”。“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这都说明,古人历来都把记事作为史学的基本属性。这种说法对古代史学的初创时期并无错误。因为记事的出现,标明人类已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说明人类对周围的环境。

“史失则求诸野”:晚明在野力量的野史撰述活动

晚明野史崛兴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深刻的史学动因。"唐宋变革"以来,随着史学平民化趋势加剧,官史不振,民史勃兴,史权下移,史学的官方性格演变为民间性格,实乃史学发展内在理路使然,势不可挡。"史失则求诸野"是对修史权力由庙堂转向草野最为精当的表述。野史笔记以浪漫性的文本形式表现着现实性的历史世界,对晚明史学生态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史学变迁。野史崛兴是对中国古代"官史—民史"格局的挑战,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解构和对新型史学形式的探索,反映出平民社会走向成熟之际官方史学与民间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是一种进步的史学现象。

《隋唐演义》素材来源再探

《隋唐演义》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缀集"、加工而成的,其中唐宋时期的文言小说、野史笔记是《隋唐演义》十分重要的一个素材来源。褚人获借用卢肇《逸史》中的"再世姻缘"故事,以此"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将来自不同渠道的"零星"素材贯串起来,使全书前后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褚人获还从唐宋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和野史笔记中采撷了大量的"奇趣雅韵之事",既丰富了作品内容,也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李鸿章的毛病

《清稗类钞》等不少清代野史笔记,写到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离开安徽战场,到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投奔曾国藩大营时,开头并没有受到曾国藩热情接纳,相反却被冷落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这一轶闻有一个共同出处,就是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薛福成十分熟悉曾国藩、李鸿章交往的历史,而且是个落笔比较严谨的作家,既然如此,《庸庵笔记》怎么会出现这一明显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