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现状研究——以2015—2019年已决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为探索近年来我国网络平台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现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2019年相关一审案件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网络化趋势显著,依托网络平台实施犯罪已成为主流方式,表现出犯罪行为模式化、犯罪地区聚合化、犯罪平台分工化的特点。治理此类犯罪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网络广告数量巨大成为灰色地带、网络暗语形式多样躲避监管、暗网涌动提供新型犯罪平台。据此提出以多维主体合作实现网络监管技术升级为主,同时兼顾犯罪打击前置以及公众健康消费观培育的治理方案,从人防、技防、意防实现全面打击。

重构后疫情时代的野生动物交易监管逻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不但对野生动物交易监管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新冠疫情危机发生后的社会意识、野生动物交易相关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需要重构后疫情时代的野生动物交易监管逻辑。后疫情时代的野生动物交易监管需要从法律规制为重心转向有效监管为重心,探索有效监管的新路径。原有的“自上而下”监管模式不再适应新的监管环境,而应构建“自下而上”的监管新逻辑和新机制。通过充分激发社会力量,依托基层网格治理机制,结合数字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探寻以基层治理为基点的野生动物交易监管机制改革新路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是关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问题。基于多源流理论,立足实际,分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出台机理与政策之窗的开启。政策之窗的开启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和推动者十分关心的现实命题。本研究发现该决定的出台具有鲜明的中国政策议程的特色。疫情发生时,政治流中最活跃的元素——国民情绪变化决定“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问题源流的界定和认知,政策企业家在疫情防控期间及时高效地准备政策源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

农业农村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进一步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通知

农渔发[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产局:为贯彻落实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视域下严禁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严禁销售与食用野生动物的举措不能局限于从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资源的角度来理解,还应将其提升至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与公众健康的高度加以认识。现有严禁销售与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关键内容与综合配套等方面存在缺失,不足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为此,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中,首先应转变立法理念:对相关主体生产、经营与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实施“用途管制”;对消费者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实施“全面禁止”。其次应厘清关键内容:明确野生动物的定性,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调整的野生动物的范围。最后应完善综合配套措施:建立疫前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综合执法联动机制;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与幅度。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反洗钱监管路径探索——基于成本收益和数学期望的分析

文章立足反洗钱监管履职的角度,揭示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及洗钱犯罪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存在的难点,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所利用的金融市场抽象为义务机构和反洗钱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并运用数学期望分析义务机构与反洗钱监管机构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加强反洗钱监管既要加大处罚力度也要注重降低监管成本”“引入适当的激励机制以提高义务机构的反洗钱履职积极性”的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反洗钱监管政策建议。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实务探究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主要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司法解释。实践中,鉴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保护具有局限性,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的方式,实现对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违法行为的全流程规制,并重点关注互联网野生动物交易,探索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互联网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