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现状与缓解对策研究

通过走访调查、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对茂兰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区内危害动物主要是鼠类和猕猴,还有鸟类、猪獾等;受损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还有黄豆、瓜果和甘薯等;危害日趋严重;危害多发生在林区边缘和夏秋季节;数量较多及靠近栖息地是造成危害的主要原因;群众对当前的补偿机制不满意,但保护区保护生态资源的人文环境良好。最后,分析保护区当前补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保护区实际,提出了包括退耕还林、调整种植结构、建立专项补偿资金、提高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和妥善处理搬迁等缓解对策。

麦积山林区野生动物危害及控制措施研究

通过对麦积山林区典型村中野生动物对作物的危害状况、因素以及当地居民所采取的控制措施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麦积山林区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频繁发生;针对野生动物危害,当地居民采取的控制措施依然是稻草人、烟熏等传统的驱赶方式,缺乏科学合理的控制措施。

空间点模式分析在野生动物危害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2011-2016年北京市密云区野生动物危害数据为依据,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对其空间特征及聚集情况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最近邻指数及Ripley’s L统计量表明密云野生动物危害呈聚集分布,且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限制;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2011-2016年密云野生动物危害的分布范围与热点核心区域较为固定,针对野生动物危害热点高值区域及一般区域,建议采用差异化管理措施。

浅析白马雪山保护区减轻野生动物危害的实践途径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内近10年来野生动物肇事案件频繁发生,造成当地社区经济损失越来越重,而当地社区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又没有切实可行的防范或减轻危害的措施,加之损失的补偿金每年很少达到实际损的20%,由此生活处在温饱下限的社区居民与保护区管理机构之间产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社区生存和发展的冲突。基于此,白马雪山保护区德钦管理分局探索实施减轻野生动物危害的防范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理解与适用——以《2022野生动物解释》为分析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新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本文解读了相关规定。在“名录+核准”的双重标准下,本文明确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新判断依据,分析了“数量标准到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本文认为基准价值过低会产生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针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本文细化了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内容,为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法律问题探讨

国家将野生动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用国家强制力对其进行保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的状况,对刑法罪名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将原来的两个罪名合并成了一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省略了之前繁琐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全面涵盖了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的不同行为方式。刑法对破坏野生动物的刑法进行处罚是对禁止这类行为保护法益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的有效措施,更是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必要措施。但是围绕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仍然有许多存在争议的话题,围绕着这一犯罪的司法认定等问题继续展开论证。

吉林省珲春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现状与防控调查

2017年7～8月,通过入户访谈、调查问卷对吉林省珲春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现状与防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东北虎捕食家畜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总数的15. 4%;野猪拱食农田较为普遍,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总数的44. 2%;雁鸭类啄食水稻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总数的40. 4%;(2)当地野猪危害十分严重但没有高效的防控措施;(3)对野生动物肇事补偿,51. 5%的居民表示不满意,主要是由于资金到位周期长、无土地使用证的农田无补偿、东北虎袭击家畜后无法及时找到残骸不能得到补偿等。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问题探究——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受到质疑乃至摒弃,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动物关联犯罪却屡禁不止。通过搜集案例样本分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主体、手段、对象、空间及量刑特征,运用成本-收益模型以及博弈论进一步分析可知,该类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益,各相关执法部门之间及执法部门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使得案件侦破查处效率较低,易使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以牟取暴利。提高犯罪成本,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可有效预防、控制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

危害野生动物的犯罪之“加重处罚”的适用

因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而适用"加重处罚"的,需着重关注"加重处罚"的内涵及其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妥善对接与融合;在具体确立"加重处罚"适用的犯罪范围时,当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益的转型——以保护野生动物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法益为加重打击的核心;而对"加重处罚"中"上一格"的判断,可参考适用一个更为复杂、精细化的评判标准,将宏观视角下形成的"刑罚阶梯"与微观视角下形成的"量刑档次""刑种递变"问题进行适度的融合。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实践样态与制度调适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呈现出类型体系粗放、惩治节点集中、犯罪成立条件重心偏离、刑罚裁量过于轻缓的现实问题,难以满足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需要。为此,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类型,细化人工繁育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差异化刑法保护的规则,并探索对“三有”野生动物资源及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外其他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对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节点进行链条优化,实现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提前化、重点化与破坏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均衡化、同等化。通过优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价值核算规则等措施,完善犯罪成立条件。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时,要从严把握缓刑适用标准、细化罚金数额计算规则并准确划定生态恢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片区开展社区共管活动的效果分析

采用问卷、村民大会、访谈等参与式调查方法,对保护区开展的社区能源替代、林下产品采集、生计替代、减少野生动物危害等活动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认为,项目的开展增加了居民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增强了社区群众防范野生动物的意识,减少了经济损失,减少了森林资源消耗。提出合理开展社区共管项目活动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