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野生动物犯罪,尤其是在川渝地区这一显著的重灾区,占据了绿色犯罪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以该地区为核心研究区域,依托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理论框架,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主;涉案物种以鸟类和兽类为主,数量以鸟类中的雉科锦鸡、猫头鹰和爬行动物中各种蛇类为最。犯罪主体男性远多于女性,并以青壮年阶段汉族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主要职务为务农。2)单起野生动物犯罪往往涉及多项罪名,最常见的犯罪过程为(卖方)猎捕/狩猎—杀害—运输—出售—(买方)收购。3)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可分为逐步增长阶段,急剧下降阶段与急剧增长阶段,月份分布高发于11月。4)犯罪在市域尺度整体呈现“东西部高发,中部低发”的格局;县域尺度上以成都市双流区和重庆市万州区为最;微观场所中,不同罪名下犯罪发生地与交易地主要场所存在差异。5)犯罪的发生主要受年平均气温、水资源总量、自然生态系统状况等自然因素,男女性别比例、受教育水平、运输网密度、交通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自然增长率与其他因子的综合作用后对野生动物犯罪影响显著。整合犯罪模式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通过对自然环境(如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隐蔽的栖息地)、社会环境(如监管不力、市场需求旺盛或公众保护意识薄弱)以及自身心理特征(如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理性考量,其犯罪意图更有可能被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促使犯罪行为的最终发生。

功能主义刑法观下野生动物犯罪中的“狩猎”与“猎捕”

司法实践中鲜有对野生动物犯罪中的“狩猎”和“猎捕”等实行行为进行认定和区分,导致在野生动物犯罪存在高度交叉竞合的情况下难以厘清各罪的适用范围。在功能主义刑法视角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中的“猎捕”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限缩解释,将仅对野生动物资源创设抽象危险的猎捕行为、输入型猎捕和偶犯型猎捕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剔除,将“户外猎捕”和“主观明知特殊构成构件要素”作为狩猎的应有内涵进行认定。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中的“狩猎”属于其他两款犯罪中“猎捕”的上位概念,前者可包容评价为后者。

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法律问题探讨

国家将野生动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用国家强制力对其进行保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的状况,对刑法罪名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将原来的两个罪名合并成了一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省略了之前繁琐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全面涵盖了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的不同行为方式。刑法对破坏野生动物的刑法进行处罚是对禁止这类行为保护法益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的有效措施,更是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必要措施。但是围绕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仍然有许多存在争议的话题,围绕着这一犯罪的司法认定等问题继续展开论证。

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及防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我国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高发,并呈现出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数量随市场需求增长、犯罪呈链条化发展且分工明确等特点,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严重威胁。运用犯罪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和供需理论,分析我国涉野生动物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预期刑罚成本和影响供需平衡的多种因素,提出减少涉野生动物犯罪市场供给与需求、提高涉野生动物犯罪成本、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完善执法监督等措施和防控对策,以期有效遏制我国涉野生动物犯罪。

情景犯罪预防视角下野生动物犯罪预防对策研究

目前制止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方法见于各国和国际贸易禁令或管制方案中,但是其在减少贸易的规制效果方面尚不明确。通过情景犯罪预防增加偷猎难度,同时鼓励保护区当地人放弃偷猎等多元方式结合并进是减少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最优方法。基于此,本文首先明确野生动物犯罪的界定,对野生动物贸易性质进行分析,指出正式制度的局限性。然后运用案例研究法对非法鹦鹉贸易、野生动物皮毛市场和过度非法捕捞等文献进行考察。通过案例研究,对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减少偷猎和物种开发。在这些解决办法中,情景犯罪预防得到有效利用,对目标明确的地区以及野生动物犯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野生动物犯罪司法惩治反思——以适用生态恢复性处置措施为视角

野生动物是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我国野生动物犯罪司法惩治过于注重人类利益,选择性忽略了对受损野生动物族群的生态修复,致使现存野生动物数量日益减少,区域内物种多样性失衡。以自由刑与罚金刑为主要处罚结构的传统环境刑事司法面临着犯罪规制成效不明显,犯罪预防效果不佳的现实窘境。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的司法修复是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野生动物犯罪司法惩治应当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坚持系统保护思维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司法惩治中探索构建预防与修复并行的二元处置体系。在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的同时辅以适用"植树造林""看护林地"等生态恢复性处置措施。以此既能促进对犯罪人的司法教化,又能保护并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不再被猎杀并自我恢复到一定数量,实现犯罪惩治与生态修复的二元统一,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我国涉野生动物犯罪适用严格责任论析

目前,涉野生动物犯罪是应该适用严格责任,还是适用过错责任,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本文从犯罪经济学角度,通过构建社会总成本模型,探讨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涉野生动物犯罪的可行性。严格责任比过错责任更具威慑力,但其也存在缩小执法空间、增加司法成本和导致企业外流等缺陷。本文认为,采取严格责任原则虽然增加了犯罪惩罚的概率和刑罚严厉性程度,有效遏制了犯罪,但会导致社会总成本大大增加。因此,我国目前仍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条件时可以适当引用严格责任因素。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轻罪化问题研究

涉野生动物犯罪所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涉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虽在第341条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强调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对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模糊、客观归责不清,实践中通常会呈现重刑的特征,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较大争议。追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立法原意和刑罚轻缓化的现实趋势,加之域外成熟的立法借鉴,通过完善该罪的立法以及司法机关在认定主客观要素时的技术性调控,涉野生动物犯罪轻罪化处理可以更好地体现刑法的精神,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涉野生动物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公规[2021]1号)

各地级以上市公安局: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举报涉野生动物犯罪行为积极性,深入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厅制定了《广东省涉野生动物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报告省厅森林公安局。2021年1月22日广东省涉野生动物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第一条为依法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罪名适用探讨——以野生中华蟾蜍的非法交易为例

办案中发现,目前部分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犯罪网络。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确立后,为斩断利益链条,应对非法猎捕、运输、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并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用途、行为对动物资源的危害程度、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等方面适用恰当的罪名。尤其对分散收购者,不能对其上游作机械地理解,应结合交易中食用和药用的双重价值进行全面评价。

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证据链断裂”问题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使涉野生动物犯罪的惩治再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难以查获所导致的“证据链断裂”问题,严重影响打击此类犯罪的有效性。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证明中出现的“证据链断裂”难题,与该类案件中僵化运用印证证明等有关。解决此问题,既要确立“排除合理怀疑”在证明标准中的应然地位,也要根据案件类型区别把握对证据链条完整性的要求。同时,应强化证据生成过程的可视化,引入情态证据,丰富司法判断的证据基础。

基于生态旅游的中国式涉野生动物犯罪预防观之提出、构建与转化

犯罪治理现代化对解决涉野生动物犯罪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重刑罚轻预防的司法观念与实践已显示一定的治理成效局限。在西方国家,犯罪学与旅游学的学科碰撞激发了基于生态旅游的涉野生动物犯罪预防创新,启示我国学者进行跨学科合作的积极尝试。基于此,文中结合域外经验与本土现状尝试提出一种基于生态旅游的中国式涉野生动物犯罪预防观,以本土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本土政策与本土理论提出了构建这种犯罪预防观的思路,并通过互动机制与运行机制的引入探讨其合理转化思路。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对象问题研究——以《刑法》第341条为视角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对象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对其范围应作出符合规范目的的认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中的人工繁育物种应具备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可能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备注“仅限野外种群”的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属于其犯罪对象;非法狩猎罪的犯罪对象应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应排除无脊椎动物。

论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了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入罪标准,同时规定了与“生态价值”相关的出罪条款。在环境犯罪中,由于价值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该入罪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尚需厘清“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所指向的价值诉求。考虑到“生态价值”的本质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而非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自然中心论”,都面临来自生态价值理念的根本质疑。同时,由于评估主体的差异化、评估对象的模糊性以及评估标准的多元化,“生态价值”在评估机制上存在复杂性。将“经济价值”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能够克服生态价值评估机制的不足,但尚不足以评价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仍需考察“生态价值”这一环境犯罪的基本价值取向。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条款,对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是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仍不完善,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行为亟需刑法规制、刑罚规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滥食野生动物的相关罪名有待补充等问题。为建立健全体系完备、系统协调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进一步维护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现阶段需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适度扩大化、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相关罪名明确化、破坏野生动物犯罪刑罚体系规范化、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入刑化等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与东南亚跨境野生动物犯罪的治理

随着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中国与东南亚间的跨境野生动物犯罪日益突出。跨境野生动物犯罪不但危及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对该地区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收集、整理关于该地区跨境野生动物犯罪案例报道及研究文献基础上,围绕影响治理该地区跨境野生动物犯罪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有效应对跨境野生动物犯罪的威胁,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需要提高合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打击跨境野生动物犯罪的机制与体制,深化文化交流、经贸发展、野生动物执法等领域的合作。提高打击跨境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具有实质性的促进意义。

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问题研究——以阿里地区改则县为例

近年来,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追求经济利益仍是该类犯罪的主要诱因,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民事纠纷的联系愈发密切;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增强,特别是幕后指使者往往很难抓获;藏羚羊是盗猎分子的主要目标,针对藏野驴的犯罪行为也呈上升态势;以刑事打击为主要手段的扼制策略很难根除该类犯罪,而预防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开始显现出较为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实证研究及刑法保护体系建构

应当重新认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重新检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在刑事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作为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有效样本,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热点、难点案件,可以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进行精准分析。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刑法适用难题、刑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从而提出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的思路。

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文章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入手,介绍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 罪的立法沿革,重新界定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客体,并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