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璞《野葫芦引》中的古典诗歌

在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宗璞精心创作了“序曲”“间曲”“终曲”共11首散曲,它们饱含深沉浓郁的家国情怀,提示故事情节发展,寄寓作家的当代立场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民族精神的理性思考。这些古典诗歌与正文情节相得益彰,显示出情理交融的、可靠的叙述视角;古典诗歌的摘录与创制符合人物性格、心理,实质性地融入了人物活动,塑造出生动真切的人物形象,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古典诗歌渲染氛围、营造意境,言近旨远,使小说艺术风格典雅凝练,体现了宗璞坚守诚雅的艺术追求。《野葫芦引》将古典抒情传统融入当代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现代与传统融合的可能性。

战争·流亡·成长——宗璞小说《野葫芦引》的青春成长叙事

宗璞的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是一部知识分子叙事、战争叙事与青春成长叙事交织融合的多元叙事文本。从青春成长叙事角度看,《野葫芦引》拥有宏阔的时空背景、深厚的家国情怀、深广的生命关切和纯净的春春气息,洋溢着雅正清贵、刚健昂扬之气。作品将个体生命的成长史与民族国家的抗争史融为一体,在民族抗战的历史语境中,细腻地描绘个体生命的成长成熟,以小我的微观叙事映射民族国家的宏观叙事,个体生命的成长成熟与民族国家的觉醒奋起形成一定的同构与互文,具有举重若轻、隽永深邃的艺术魅力。

文学小传统下的个体记忆与小说诗学——论宗璞《野葫芦引》

宗璞《野葫芦引》为探讨作家在文学记忆与历史细节的缝隙间如何经个人文学小传统而浸润出深厚而别致的审美底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例。从文学传统的内在融合来看,《南渡记》《东藏记》在女性视角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摹上显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作家对于战争的书写与关于历史的看法也将《西征记》里对世态人情的表现作了更为细致的审视。而已经完成的三卷本小说文本中对"野"这一小说诗学的建构方式,则从文学范本选择与长篇小说文体自律性的关联中为趋向世情/虚构流向的史传诗学提出了切实的当下指向。

论宗璞《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人文关怀

当代作家宗璞的鸿篇巨制《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组成。小说以八年抗战为背景,以"人"为中心,探索人的心灵世界,揭示战争的残酷性与非人性,体现了宗璞深厚的人文关怀,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希望与力量。

诗性言说中的生命钩沉——析宗璞《野葫芦引》的言说方式

宗璞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言说方式蕴含着独特的诗性品格与精神向度,具体体现为整体文本修辞的蕴藉深厚,诗性言说中承载的诗志、诗情与诗蕴,以及气氛"缺席的在场"、人物"在场的缺席"等。以一种传统的语言感受能力来捕捉和把握宗璞言说方式的诗性品格与精神实质,可体味出宗璞的精神世界中源自传统中国的生命关怀与历史意识,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深层探询。

装着一肚子故事的葫芦——宗璞与《野葫芦引》

宗璞,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主要撰写散文和小说,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本文主要分析其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不仅展示了宗璞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更是她调和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可贵尝试。

《野葫芦引》的修辞分析

宗璞历经33年,于2019年最终完成《野葫芦引》“四记”的写作。对这样一部在极度艰难状态下(主要指健康状况)写就的著作,读者需要抱持一种既“理解之同情”同时又客观耐心的研究态度。事实上,《野葫芦引》并不是一部容易看懂的小说。这是一个充满复杂与矛盾、极富暗示性和悲剧性的文本。本文通过对《野葫芦引》的修辞动机、修辞目的及修辞效果等三个方面的分析,综合考察《野葫芦引》在“作为修辞的叙事”的维度上,所形成的小说形态及意义。

《野葫芦引》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家国情怀

《野葫芦引》是由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宗璞以西南联大时期的历史为背景而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它包括已完成的"三记"(《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未完成的《北归记》。宗璞在小说中塑造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呈现了他们在日本入侵中国大地的特殊时代惊变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家国情怀。宗璞在抗战背景下所塑造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在国家濒于危难之际,依然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着身边的人,同时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一群知识分子身上带有的爱国之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质,是经过历史实践活动逐渐积淀下来的,从而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上升到一种历史文化的精神层面。

痴心肠中的西南联大——论宗璞《野葫芦引》的大学叙事

由于家庭缘故,宗璞对西南联大有着非常切近的体验,这种体验成为她后来进行大学叙事的原始冲动。晚年才开始投入创作的《野葫芦引》整合了自身和他人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既非西南联大其时客观的历史再现,也非宗璞少年时对西南联大的印象记录,而是宗璞站在一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一段特殊情境中知识分子命运的个性化观照,将自身的感性、理性体验融合其中。作品既因个人感性体验的融入而生动形象,又因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理性之思而厚重深邃。宗璞对战争的反思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局限性,体现出更为广阔深沉的人类意识和人文关怀。

历史镜像中的平民记忆:宗璞小说《野葫芦引》(四卷本)的档案史料价值研究

宗璞小说《野葫芦引》(四卷本)基于平民的视角和立场,叙述了“七七事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历史,客观再现了平民眼中的历史,着意记录了旧时北平及昆明的城市景观与民俗事象,构筑了历史镜像中的平民记忆。

《野葫芦引》的“时空体”形式

在考察当代作家宗璞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形式时,会发现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关系,显得尤为突出。对《野葫芦引》而言,时间性本来就是第一义的。因为这是一部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编年体小说。但这个编年体的叙事,却极大地依赖于小说的空间表现。“野葫芦”即是空间的象征,它象征着作者“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的空间意识。而小说中最大的物理空间就是“双城鸿雪”中的“双城”。

“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谈起

《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宗璞、齐邦媛、聂华苓的扛鼎之作,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南渡叙事"的三种视角,涉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两次南渡。从"流亡体验与两次南渡""延宕与重述""伤痕与康复""从南渡到离散"四组概念出发,本文对南渡文学书写进行多重观照,考察两岸相关文学史的书写差异及其历史成因,并提出"二次南渡"之说,以期重建历史连续性,消除隔阂,建立海内外汉语文学对话的新路径。

当下创作如何“发明传统”?——论宗璞“野葫芦引”四部曲

宗璞在创作“野葫芦引”四部曲的过程中,以《红楼梦》为理想范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经本土文论话语消化后的外国现代小说经验,也是宗璞发明传统的重要助力。《红楼梦》包容广阔的网状结构、收放自如的叙事节奏,使四部曲获得小说的坚实骨骼和从容气度;但四部曲之所以鲜活生动,还得益于作家以无可替代的当下体验筑成小说的丰满血肉。在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成长叙事等层面,四部曲反拨并丰富了现代小说传统,充分展现了当下作家的创造性。四部曲这一个案说明,作家唯有坚持当代性和主体性,才能从“远传统”与“近传统”、本土传承与外来助力交织而成的情境中发现并激活“有活力的东西”,从而推动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野葫芦引》的人物及孟樾的“天地境界”

一、人物重要还是情节重要在小说的诸多争论中,其中就有一项:是情节重要还是人物重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情节"界定为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学的最高级表现形式是悲剧),①他对古希腊悲剧的推崇使他自然得出"人物从属于情节"的结论。似乎俄狄浦斯是谁不重要,"杀父娶母"的情节是重要的;亨利·詹姆斯则认为事件和人物密不可分。

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宗璞和她的《野葫芦引》

一1982年7月7日和7月19日,我在美国檀香山与旧金山两地,曾先后访问了冯友兰,并有幸认识了随侍父亲访美的冯钟璞(宗璞)。我念大学时便爱读宗璞的小说,总忘不了那粒握在江玫手心被泪水滴湿的红豆、那匹历尽百死千难万里寻找主人的灵犬鲁鲁,还有那块见证了菩提和方知生死不渝爱情的三生石……记得当时我曾对宗璞说,她小说中的人物,有脾气、有个性、有由教条和生活所挑激起的冲突和矛盾、有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渴想和企盼。

宗璞小说的女性意识——以《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为例

宗璞强调女性找回自己,充分发挥女性自身的特长,做一名本色女性。宗璞这样的女性意识在《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长篇小说中无论是传统本分的赵莲秀、家庭妇女吕碧初,还是新型知识分子女性孟嵋、澹台玹等,都充分发挥女性的本色,在做好为妻子、母亲、女人的基础上,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实现自身的价值,体现出平凡且崇高的女性意识。

闲话宗璞的“景人合一”

女作家宗璞出生于学术之家,与《红楼梦》有很深的渊源。她从小历经父亲——大哲学家冯友兰的教育与熏染,《红楼梦》在宗璞的文学创作中逐渐生根发芽。她的很多散文和著名小说《野葫芦引》,都因袭了《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思想,并进行了大胆创新。她的散文巧妙引入《红楼梦》中既生动又深邃的语言风格,她的小说场面景色伸张、人物精神与情绪巧妙勾连,同样汲取了《红楼梦》等名著人物取名、音乐曲制、结构风范、节奏疾徐等方面的“营养”。

诗教传统的现代叙事——宗璞小说创作论

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A·K·C》,宗璞的文学创作至今已逾70年,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风格之稳定,均表明她是新文学作家中的独特存在。特别是从1985年开始,她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创作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书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作者本人的家族史,这不仅在新文学中绝无仅有,也罕见于世界文学史。

宗璞笔下的日本形象分析——以《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为中心

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普遍赞扬,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精心安排的"南渡"、"东藏"、"西征"不仅意味着这部小说独特的空间意识和地理观念,而且背后表征着中外政治文化冲突而带来的具体历史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小说背后的诸多异国形象,也就成为其题中之义。小说文本是抗战历史的真实缩影,也折射出宗璞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而展现出作者对文化中的"他者"与"自我"的反思。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以上三部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进行分析,探讨作家创作与宏观文化观念之间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