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中国的二次转型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1世纪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表现为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中国两次转型的重要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与修复力。对于未来中国来说,她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社会主义道德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压力,这三重面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冲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解读莎士比亚的收山之作《暴风雨》,力求通过剖析文本中呈现的野蛮化他者和种族自恋的对比性写作,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殖民思维。指出《暴风雨》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神话奠定了种族自恋、丑化土著、面向海外的基调,并对后辈作家将帝国话语与白人神话联系在一起的殖民想像提供了生动指向。

存在论革命:人工智能神话与人性论悲歌——兼与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榷

超级人工智能或曰反思性人工智能ARI,对人类构成的实质性危险在于其引发的“存在论革命”(ontological revolution)。“存在论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力与智能技术结合而产生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其深层危机首先在于人类主体性内部的“存在论巨变”,而非多数主体间的“存在论”竞争。“存在论巨变”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多元主体导致人类“存在”的无法延续,而在于人类自身走向了技术化专制(奴隶制)。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权力诱导下产生的普遍心灵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存在论”革命,其危险不在于ARI对人类的清除,而在于基于人性弱点和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人类的存在论格局发生层级性蜕变,人的存在走向了“非人”,无论是强人抑或奴隶都走向了自身的异化。其三,人工智能技术预示了主体性神话的“伪神”特质,“自定人”走向了自我否定。当主体性神话破灭,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运用“天下体系”预防ARI风险,而是建构有执行力的“世界宪法”规避“主权神话”的肆无忌惮和无法无天。

作为文明的传播——关于传播的“文明批评史”研究

传播是关涉文明总体构成、贯穿文明变迁始终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社会互动过程,具有深刻的属人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文明是物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的统一,传播是将两者贯通起来的重要方式;文明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传播随文明变迁而转换形态;传播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复杂性,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碍文明进步。传播与文明相互作用,一方面,文明需要传播这个工具,以助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传播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离开了整体文明的支撑,传播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传播的目的、主题、载体、对象、渠道、后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代社会,随着传播的基础技术化、传播的中心都市化和传播的目标利益化,传播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文明,但传播文明始终具有深刻的依附性、非独立性。只有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契合,助益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传播,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面对日益复杂的文明与传播格局,我们既要深化传播的发展,也要防止传播的野蛮化倾向。推进传播本身的文明化,是当代传播实践、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