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量刑交易”现象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以"有罪供述""赔钱减刑""预缴罚金"三种模式最为典型,此为司法现实之下法官、检察官、犯罪人等多方压力驱动使然。该现象因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体现了量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具有正当性的一面,但因其缺乏必要的规范规制又带来现实中的量刑失衡等问题。应从实体规范角度明确功利对量刑的影响限度,对基于功利和基于真诚悔罪类量刑情节在从宽幅度上予以区别对待。

论行刑个别化在我国的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其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因此,应结合我国国情对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制度进行完善。

论控制下交付贩毒行为的司法认定——以类型构造为分析路径

司法实践对贩卖毒品案中控制下交付行为的认定较为混乱,究其原因在于对从严打击涉毒犯罪刑事政策的不当解读,人为割裂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内在联系以及控制下交付实体法概念的缺失。要全面厘清控制下交付行为对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影响,应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运用刑法教义学方法并结合贩卖毒品罪侵犯的法益,对控制下交付行为的实体法概念及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进行明确,以实现量刑个别化及个案正义。

区隔与融通:犯罪原因之于刑罚裁量依据

学界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多集中于犯罪学上犯罪防控策略层面,而在刑法教义学研究中对此却予以隔离,其背后存在深层缘由。但是,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集体表达,应关注犯罪原因在刑法学中的理论价值,避免对犯罪原因的区隔。犯罪原因不应被遮蔽,当前刑法教义学研究应融通原因与责任、刑罚之间的"鸿沟",为司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刑法》第63条2款可视为量刑中犯罪原因考量的法律依据,通过司法解释实现犯罪原因的刑法教义学价值,同时以人身危险性定格刑罚裁量的依据,达至基于特殊预防的刑罚个别化。

人身危险性之体系定位

人身危险性应当被定位于量刑根据、行刑领域刑罚变更根据以及保安处分发动根据。对刑事实证学派与刑事古典学派进行折中的观点,通常不是"罪刑相适应",而是对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取舍。量刑需要坚持量刑个别化原则。量刑合理与否的判定因素是指责任刑(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具体评判过程是否合理,而不是直接以量刑结果差异来判定案件量刑的结果是否合理。刑罚的施加以责任为前提,而保安处分的施加并不以责任为前提。只要依据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原则构建保安处分制度,必然可以在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效果。

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的立法价值抉择与漏洞解释填补

在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上,换算原则在理论与实务中得到较多支持但尚未为《刑法修正案(九)》所采纳。在先罪为管制刑后出现漏罪或新罪应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情况下,应当结合人身危险性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列举具体罪名加以明确。在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结合时,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具有不合理之处。刑罚裁量追求个别化,刑罚执行追求社会化,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刑罚制度改革的方向。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归根到底是抽象的法价值与具体法制度之间的鸿沟,欲要平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应当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中国司法语境下无限额罚金刑适用研究

罚金刑在量刑体系中作为生命刑和自由刑之外最重要、适用最普遍的刑罚,其适用规范性和均衡性问题应受关注,无限额罚金刑在罚金刑适用的占比过半,且更加“无章可循”,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定量研究发现,无限额罚金刑适用呈现不均衡状态。以诈骗罪为例,罚金刑适用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总体上罚金刑数额呈现非正态分布,罚金数额高度集中,未充分体现案件差异;且随着法定刑幅度的提升,罚金刑不均衡性增大,少数案件罚金刑畸高。从时间维度来看,样本统计的八年间罚金数额没有明显增长或下降,未呈现罚金刑惩罚力度变化。从地区维度来看,罚金刑适用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均衡性,往往经济欠发达地区比经济发达地区罚金刑更重。除了犯罪数额,其他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对罚金刑的预测解释作用较小。在定性研究中,通过对刑事审判法官访谈调研发现,无限额罚金刑适用存在刑事司法理念对罚金刑适用普遍不够重视、罚金刑适用缺乏统一的实体性裁判标准、罚金刑自由裁量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罚金刑个别化的实现方式模糊不清等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