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新时代背景下认罪口供的价值探讨──从批判认罪口供的绝对定罪价值谈起

"口供本位主义"和"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造成认罪口供的定罪绝对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被放大。在新法定证据主义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与客体地位混同并存,刑讯逼供顽疾尚存,冤假错案依旧频发,因此亟须对认罪口供的定罪价值重新审视。通过分析认罪口供的独特价值,肯定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但在面对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时,也难掩其先天缺陷,认罪口供在定罪量刑中并不具有绝对价值。在承认认罪口供相对定罪量刑价值的基础上,肯定其真正的绝对价值在于程序性方面,特别是在保障被告人程序参与、给予裁判法官以心灵慰藉和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方面价值尤为突出。

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罪与罚

近年来性侵儿童犯罪高发、多发,社会广泛关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犯罪,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第237条第2款,认识分歧依然较大。因此,对此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明确罪与非罪的标准,统一对"公共场所"、"当众"等关键情节的认识,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是加重情节,是一种量刑评价而非入罪评价,其中"当众"是一种客观评价,不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标准判断,应严格依法量刑,切实保护儿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