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量刑依据研究--以毒品数量计算方法为主视角

在毒品犯罪的量刑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毒品数量为主要依据,以自首、立功、毒品再犯等其他情节为其他依据的局面。通过规范与实践中对重要依据的毒品数量计算方法检视,我国目前对于单种毒品、异种毒品与混合毒品三者的计算方法均有明确规定,但存在计算规范冗杂无章、折算方法尚有不周以及折算基准毒品选取不当的问题。对此,需从制定统一的计算规范、完善毒品数量折算方法,以及构建毒品犯罪分级处罚制度三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试论走私进口国产卷烟量刑依据的确定

根据近年来走私进口国产卷烟走私案件的不断发生,论述了走私进口国产卷烟的量刑依据的确定。

网络点击率不宜作为色情犯罪的量刑依据

近日,温州市公检法三家联合出台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即使"不以牟利为目的",但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该淫秽物品"被实际点击总数达到3万人次以上的",也将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公正性、伦理价值及限度

智慧司法建设促使人工智能量刑系统逐步介入审判活动,对实现“同案同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在司法领域应用时存在适用性不良的问题,从而降低其应用价值。因此,确定人工智能量刑系统介入审判活动的限度可以提高司法实践价值。为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层面的配套措施为其划定应用边界:在理念层面拓展应用外部边界;在制度层面合理限缩应用边界;在技术层面挖潜应用内部边界。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不是以促进司法公正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司法效率为主要目标。

定罪量刑视域下“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

“社会危害性”在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从定罪看,它是重要的标准,发挥着“出罪”功能;从量刑看,它是根本的标准,决定着刑罚的轻重。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却存在“失常”现象。在定罪方面,“社会危害性”的应有作用未能正常发挥,由“入罪”向“出罪”的功能转换未充分实现;在量刑方面,“社会危害性”作为根本标准的作用也未充分发挥,诸多犯罪行为的量刑结果与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相称,未呈正相关关系。要发挥“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作用和功能,一是要为“社会危害性”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二是要提高法官认识和判断“社会危害性”的水平和能力。

“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体系化判断

在认罪认罚案件审理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定“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较为谨慎,但也存在未区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和“不当”、缺乏明确统一判断标准等问题.«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前段与后段不是原则/例外关系,第1款与第2款才是原则/例外关系;人民法院只有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情形下方能不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包括质的明显不当和量的明显不当.质的明显不当主要指量刑建议在免除刑罚、刑种选择、刑罚执行方式、附加刑适用等方面的不当.量的明显不当是指建议刑量与“理想宣告刑”差距过大,可以通过刑量差、刑量偏离度来表征.宜建立由前提判断、形式判断、实质判断、政策判断构成的判断体系.为提高精确性,可通过统计学方法来辅助判断量的明显不当和部分质的明显不当.

论“可以量刑情节”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对具有“可以量刑情节”的犯罪分子能否从宽处罚,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犯罪竞合”“逆向量刑情节”“盈余的社会危害性”。当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且案件中所存在的“同向量刑情节”能够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对犯罪分子予以减轻处罚。对犯罪分子能否“免除处罚”,最为关键的是判断案件本身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影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比例大小的因素应包括量刑情节本身和“犯罪的性质”。据此,对若干典型“可以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应当重新解读。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间谍罪量刑规范化研究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三步式”量刑步骤对间谍罪进行规范化量刑,能够统一标准与尺度,避免经验主义,助力实现国家安全法治。量刑第一步确定间谍罪的量刑起点时,应把握好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情节一般”“情节较轻”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量刑第二步确定间谍罪的基准刑时,应准确识别犯罪次数、犯罪结果等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合理确定基准刑。量刑第三步确定间谍罪的宣告刑时,应选择适当的量刑情节调节比例,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的特殊量刑情节,综合确定宣告刑。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参照执行”量刑模式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量刑以司法解释形式定位于参照适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量刑适用问题。但是因司法解释的模糊性、实际案例的复杂性、法益理解的差异性等因素,参照适用模式产生了参照同等执行、参照减轻执行、参照加重执行等司法困境,导致量刑幅度失衡、刑罚后果趋同等适用困境。鉴于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量刑模式应当予以修正完善,基于独立的法益观,构建量刑评价体系,以实现刑法体系的平衡有序。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应用风险与规制路径

近年来,司法裁判活动中“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问题日益突出,融合法律要素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辅助量刑方面的司法应用,成为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新方向。然而,由于现行技术的不完善、相关机制的限制等原因的存在,其应用过程中易出现机械化量刑、量刑不透明性等问题。为了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深入推广与运用,应当通过分析其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智慧量刑的主体冲突、技术供给与方法回应

对智能量刑系统司法地位的理论回应止步于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概念——“辅助量刑”,其仅能在宏观层面达成暂时的妥协,无法在微观层面将智能系统限制在辅助的轨道,进而引发智能系统与人类法官隐性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为智能系统“以最终宣告刑为输出目标”和“以刑之裁量为功能目标”。主体冲突的化解要务实地以当前的技术供给现状为时代背景,如正视并利用智能系统的“机械性”、认识到“量刑预测”与“量刑决策”之间巨大的方法论差异等。为化解此主体冲突,必须进一步回答智能系统“辅助量刑”的具象辅助模式(辅助程度与辅助方法),即针对量刑的核心阶段(处断刑—宣告刑)以量刑方法(量化、裁量)为标准进行再阶段化,并使用智能系统赋能量化阶段,人类法官坚守裁量阶段,“量化可以量化的,裁量必须裁量的”。

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研究

根据从宽系谱中量刑从宽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与从宽逻辑,量刑从宽制度可以分为实体从宽、程序从宽与混合从宽三种模式。唯在程序从宽的制度论域中,才有探讨量刑合意效力的制度空间。量刑合意的效力来源可以从“利益说”与“规范意思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量刑合意的有效性需要法官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并予以确认。透视我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效力的司法实践问题,混合从宽模式带来的局限性是其根本症结。为此,不仅需要正视检法两家的制约关系,而且应当重视量刑合意中的当事人权益,实现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由规范性向合理性方向发展。

论环境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实证检视及其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回归理论,其是基于刑民一体化思维下对环境法益的确立、特殊预防理论的指引、民刑共治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与恢复性治理模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对1528份污染环境案件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空间不足,应对其进行规范约束,赔偿本身的认定与其他金钱类责任容易混淆,赔偿的支付对象不确定及款项用途不明朗。鉴此,应将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相结合,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标准,赔偿的认定优先于其他金钱类责任,确立环境公益基金制度,以期进一步规范环境案件赔偿作为量刑要素的适用。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证成:实质责任主义理论的引入

当前学术界关于认罪认罚量刑从宽正当性根据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基于特殊预防刑理论的法定从宽以及基于契约自由理论的交易从宽,两种理论分别源于实体法领域和程序法领域,在证成量刑从宽正当性问题上:特殊预防难以涵盖量刑从宽的正当性根基,而契约自由亦与量刑从宽的正当性不适配。肇源于德日刑法学界的实质责任主义理论以法秩序的复归为核心,具有扩大量刑情节选择范围的理论机能。利用实质责任主义理论证成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能够避免陷入悔罪条件的争议,兼容法定从宽以及契约自由的法理,彰显刑事政策,在冲突中开辟了一条圆融的统一正当性理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