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

在英美等国 ,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是一项总的法律原则 ,但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对被告人的量刑减让以及减让的程度仍属于法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 ,从心理推导过程来看 ,被告人有罪答辩决定的作出 ,又在于对量刑减让的预期 ,这一决定的自愿性和正当性有赖于在量刑减让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上的合理性。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坦白不同于有罪答辩 ,对坦白者从宽并不具有正当性 ,即使未来的有罪答辩制度得以确立 。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减让——基于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思考

量刑减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缺少全国统一实行的规则对其加以明确和细化。目前,最高幅度不明确,层级减让幅度不明确以及与其他量刑情节关系不清是量刑减让的现实性障碍。因此,需要将量刑减让的最高幅度确立为30%,建立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分别为30%-20%-10%的层级减让制度,同时还需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情节与自首、坦白等其他量刑情节的关系问题,另外还需加强律师在量刑减让中的参与以及建立健全对量刑建议的释明制度等配套措施。

外逃人员认罪认罚量刑减让规则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将对外逃人员量刑减让规则造成一定影响,原先"主动从轻—被动从重"的两极化处遇模式,将逐步演化为"投案最轻—缉捕次之—抵抗归案最重"的三梯度量刑模式。为完成外逃人员刑罚裁量规范化、精细化改造,进一步鼓励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在对外逃人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应区分类型,构建阶梯式的量刑减让规则,着重考察外逃人员认罪认罚对特殊预防必要性和积极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减少,用"惩罚概率提升幅度"替代"节约司法成本"作为判断外逃人员认罪认罚是否与自首重复评价的关键,吸纳"归案方式"作为考察外逃人员认罪认罚是否真诚悔罪的因素。

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

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对其获得的量刑减让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英美等国 ,有罪答辩是量刑减让的正当依据 ,但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法官对被告人施以的量刑减让以及减让的程度 ,还需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等其他因素。同时 ,量刑减让制度对于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又存在反作用。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来自于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传递的量刑减让的信息 ,在英美等国 ,法官对量刑减让信息的披露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坦白属于被控人的一项法定义务 ,具有实体意义 ,不同于有罪答辩 ,故坦白从宽政策不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 ,我国简易程序中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则具有正当性 ,但减让的实施较英美等国有较大的限制。

量刑减让原则在诱惑侦查毒品案件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源头性的诱惑侦查毒品案件,尤其是毒贩等临时特情为个人目的检举而启动诱惑侦查的毒品案件,即便排除了数量引诱、犯意引诱情形,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仍要留有余地。

英国法官对认罪从宽制度的补足作用及启示

为高效处理大量积压案件,减轻刑事司法负担,英国确立并发展了认罪答辩和量刑从宽制度。为维护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英国法官通过审查犯罪事实以保证被告人认罪依据的真实性;依被告人申请提前告知最高刑罚,以帮助被告人理智地作出认罪决定;依据精密的法律规范谨慎裁量从宽幅度。英国法官独立审查案件事实、谨慎履行告知义务、严格遵守裁量规范的司法补足作用,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重视被告人认罪认罚真实性的实质审查,进一步优化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细化法官从宽量刑的裁量依据,从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更好发展。

浅析新刑诉法施行后“辩诉协商”的适用问题——以蔡某某涉嫌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为视角

辩诉协商是新刑诉法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新刑诉法的修订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出台,为辩诉协商在中国的法治土壤下适用提供了制度环境。文章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探讨辩诉协商机制,以期推动辩诉协商程序的正当化,有益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结书的法律定位

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具结书的涵义已经超出了具罪悔过保证文书的范围。它不仅是作为自认所指控犯罪事实及行为的要式法律文书,更具备相应的证据意义和程序地位。但其具体证据地位和程序法地位由于未有法条明文规定,故为了区别于传统“甘结”、“具结悔过”和域外辩诉协议等近字近形概念的法律性质,文章通过分析具结书的内部文书结构,厘清文书形成过程中的参与主体、适用程序、证据意义及实务操作中表露出的问题,最终明晰具结书的证据法和程序法意义,确定其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法律定位及发展进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解读: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传统单向的犯罪→刑罚关系的改革在制度上的重要突破。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通过制度建构和改良,运用程序和实体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刑法正义的制度创新,更是现代法治对效率与公平提出新挑战下的司法回应。随着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制度的认可和吸纳,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认罪案件的协商式刑事纠纷处理机制。然而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为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实体法层面的理论支撑和指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制度的完善,亟需解决以下问题,即确保行为人口供的自愿性、确定行为人再犯可能性的降低、进一步规范从宽的幅度。

试论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亮点与完善

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认罪激励机制的设置问题,包括激励的类型及激励的确定方式;二是符合要求认罪案件的区分问题,包括认罪行为的判断及认罪行为的审查;三是案件快速处理的程序构建问题,包括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快速处理程序。我国此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设置了多元化的认罪激励机制、梳理了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程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还需要在明确量刑减让标准、引入认罪协商机制、建立单独刑事答辩程序等方面继续完善。

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看辩诉交易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推动诉讼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方面与辩诉交易有一定程度上的价值目的和程序操作的一致性,如何看辩诉交易的司法实践及法律突破,刑事诉讼改革能否移植运用辩诉交易,促进刑事改革,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化解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犯罪治理程序的一次重要变革。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一项诉讼法基本原则和具体诉讼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置于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之下予以整体性考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仅具有实体法上的量刑减让功能,同时还肩负着构建多层次刑事审判体系、推动轻微刑事案件审判程序分流的重要程序法功能。因此,有关认罪认罚的法律激励机制,应当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面向。其中,在程序层面,应当以构建积极有效的轻罪治理程序为导向,根据轻微犯罪案件的特点建立必要的程序性激励机制。在实体层面,稳定的量刑预期是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重要激励机制。为此,立法者对量刑权配置进行了实质性调整。但是,总体而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推动轻罪案件的程序分流还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因而还难以催生轻罪治理程序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