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单位犯罪量刑制度的构想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量刑制度不作规定 ,是立法的不足。提出立法构想 ,着重对单位犯罪的累犯制度、自首。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研究

为了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我国法律规定了未成年犯从宽的量刑情节。检察机关在追诉未成年人犯罪时如何在现有司法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犯的特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量刑建议,以实现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成为司法实践的研究热点。当前,从未成年犯量刑制度的现状出发,可以探讨我国量刑建议制度运行以来取得的成就及未成年犯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实施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的建议,以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的完善。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是对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实然的写照与应然的期待,依循如下基本路径具体展开: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的主要内容、亟待突破的难题、特色与创新之处等。

中国古代法律伦理量刑制度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也即伦理与法律相互融合的社会。因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法是以伦理为基本特征的伦理法。也正因为此,在刑法方面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量刑制度——伦理量刑。这一制度自从夏商产生以后,经周公制礼、春秋决狱不断发展演进,到唐朝时《唐律疏议》的诞生,标志着伦理量刑制度的成熟定型,后世一直传承直至清末变法修律,延续上下几千年而富有内涵。

对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质疑

确定累犯刑事责任根据的唯一基础应是犯罪构成。从犯罪构成分析,认为累犯一定比初犯的社会或人身危害性更大的观点并不正确,对累犯一律从重量刑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应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以完善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措施以改变当前累犯犯罪率不断升高的不利局面。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探索认罪认罚阶梯式从宽量刑制度

厦门市集美区政法系统将“早认罪优于晚认罪”理念制度化,在刑事诉讼中实行阶梯式从宽量刑标准,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早认罪。创机制立标准。确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刑罚评价机制,同时出台配套的阶梯式从宽量刑制度,即按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认罪,分别给予逐级递减的从宽幅度。通过制度设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引导其尽早认罪认罚。

量刑建议“检察主导”的逻辑解构与制度重塑

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采用“检察主导”模式。“检察权决定”和“检察权裁判”分别主导量刑建议的生成与采纳。“检察主导”的形成既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定位有关,也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行使原则和角色定位相关。“检察主导”不仅契合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传统和“层控式”结构,而且可以保证控辩合意的兑现、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以及提升诉讼效率。但是,当前“检察主导”也存在无法切实保障被追诉人对量刑建议的“有效同意”、容易僭越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弊端。对此,检察机关应通过开示主要证据、实行有限抗诉、强化释法说理等,重塑“检察主导”下的控辩、控审关系,避免“检察主导”的失范化。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

量刑制度的外观为刑罚裁量与体系化构成 ,包括缓刑制度、死刑缓期执行、再犯和特别减轻制度 ;量刑制度具有规范、限制、整合、贯彻功能 ;运行量刑制度需要考虑运行环境和权力介入、媒体舆论、法官好恶、治安形势等相关影响因素 ;量刑制度存在两个基本走向 ,即综合化与精确化。量刑制度改革宜从总体目标。

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基本构想

量刑建议制度是有着很强现实意义的制度,但当前在理论上尚缺少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致使制度的运行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量刑建议制度的原则、适用范围、提出主体等问题应当是研究、构建该制度的基石,通过对这些基本内容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得到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清晰构架,而且学界有关量刑建议的一些争议也可以不证自清。

论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制度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拟建立一种抗辩平等的诉讼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下的我国律师在辩护上并没有与检察机关实现对抗。庭审控辩对抗理应包括定罪与量刑,然而庭审只有定罪,不公开对量刑进行辩论,由法官通过办公室协商、庭外非正式调查及采纳意见完成,辩护律师对量刑不管是在庭审前的建议或是在庭审中的答辩均影响甚微。辩护律师在量刑建议上的缺位,不仅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施,阻碍了我国诉讼的公开化及透明化的建设进程,必须予以重新构建,让辩护律师有效参与量刑。

论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

随着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改革还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应当坚持立足本国国情与合理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实体程序并重、各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规范有序、诉讼程序一体化、执法统一与执法具体化相结合、制度构建设计精细化等基本原则,处理好公正与效益、刑罚裁量权与量刑建议权量刑辩护权量刑陈述权协作互动、审前审中审后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等基本关系,从刑法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两个方面,全面推进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

量刑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死刑案件量刑程序:转型、模式及基础

死刑是刑罚种类中最严厉的刑罚,自古至今受到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源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的差别,各国对保留还是废除死刑,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在死刑严格限制适用方面却能达成共识。对于保留死刑的国家,一定时期内法律规定的死刑犯罪种类和构罪标准难以改变,通过正当的诉讼程序慎重适用死刑则成为减少和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同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死刑案件中的错案。

德国量刑制度:理论基石与规则演绎

量刑又称为刑罚裁量，是指审判机关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依法确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在西方法治国家，量刑制度对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制衡具有重要意义。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划定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确定特定罪行的量刑选择和量刑范围；司法机关确定具体案件的刑事处罚；行政机关确保量刑得以强制执行。但需要注意的是，量刑制度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

对话的正义——量刑制度引入协商性司法模式问题研究

传统刑事诉讼将"国家——被告人"作为核心问题导致被害人地位的逐渐消弭,并在量刑程序上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使得刑事审判制度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变革压力。同时,审理程序采对抗式模式的制度逻辑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下衍生其程序的"正义性危机"使得司法的正当性受到怀疑。在此背景下,近期的诉讼理论研究逐步把民法学中诸如诚信原则、契约原理等一些基本理论浸透到诉讼理论中,并引起了具体诉讼制度的构建明显地向"协商性"司法模式演变。本文在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及量刑制度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性司法模式在刑事领域兴起的梳理,认为协商性司法模式所承载的当事人"对话的正义"为现行量刑制度问题提供了解决的通道,进而在剖析量刑程序引入协商性司法价值的基点上对协商性司法模式下的量刑程序进行了建构,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论量刑建议制度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是一种司法请求权,不具备实体性的法律效果,不侵犯法院的审判权。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都被广泛肯定。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保障量刑公正,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量刑建议制度是一大缺憾。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和政策基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科学构建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

论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量刑调查制度是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法院提供被告人个人的历史和犯罪行为的信息,以便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虽然该制度自创设以来就在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强大的争论,但其却体现出了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和诉讼经济的诉讼价值和精神。因此,我国应从量刑调查的主体、内容等方面来考虑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以人为本”语境下的量刑规范化制度之构建探究

实践中,量刑过程里法官裁量权过大,过程缺乏透明度,结论欠缺充分说明,使得被告人、被害人事前无法预测量刑、公诉人、辩护人事中无法影响量刑、事后又无法了解量刑等违背人权保障理念的现象出现,导致量刑结论不一致,甚至存在法官滥用裁量权的可能性。鉴于此,量刑规范化制度的构建应当蕴涵"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实现还"权"于"人":一方面,细化实体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官裁量权;另一方面,独立程序规范,在公开原则下,赋予各"人"量刑参与权、辩论权、知情权等,从而确保量刑结论准确,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