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刑事被害人量刑参与程序建构

被害人量刑参与能使被害人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抚慰其心理创伤,使被告人充分了解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有利于对其改造,也有利于形成公正的量刑建议和判决,实现案结事了,社会和谐。在肯定被害人量刑参与权的基础上,认为被害人是与控方、辩方、裁决方一起构建的"双三角结构"中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总结我国相关立法、实践探索成果和分析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困境,在量刑参与生态优化的基础上,建构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最大限度维护被害人权利,避免被害人的在场者缺场,实现量刑公正。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量刑参与权

被害人量刑参与权不仅仅是一种具有量刑建议性质的权利,还是一种陈述权,通过陈述自己的受害程度来间接表达量刑意见。不论被害人通过何种途径行使自己的量刑参与权,其本质都是通过对自身权利的选择行使达到发表自己观点的目的。对被害人量刑参与权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对被科处的刑罚只产生轻微的影响;而且被害人可能会对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料寄予过高的期望,如果被害人认为他们的陈述对被科处的刑罚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刑罚和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感到不满意。而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恰恰可以避免产生这种弊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相关问题解析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难点,被害人陈述意见的依附模式不能满足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赋予被害人独立的量刑程序参与权,使其享有独立的量刑建议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出路。对于被害人应否享有独立的量刑参与权虽有质疑与担忧,但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确有必要,且具有相应的法理依据。菜单选择的量刑参与模式非但不会减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功能,还可能促进效率的提升。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法律后果明晰,有利于定纷止争,不会“绑架”公诉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力合作模式可以兼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私力合作,不会导致冲突和内耗。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推进被害人量刑参与实质化的路径研究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越发引起重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作为证人外,在世界各国都获得了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主要体现在审判阶段的参与,尤其是对于量刑环节的参与.这是因为随着利益分化,被害人有时与公诉人持不同的观点,致使最终结果可能不符合被害人的实际想法,因此,为了保障被害人可以参与实质化的量刑,加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环节保护较为重要.

论被害人参与量刑及其实现

刑事司法的两大支柱是定罪和量刑。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了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但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未能对于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作进一步的明确。譹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被害人的参与量刑权并将之付诸实践,对于更好实现刑法目标,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论被害人量刑意见的提出:现状与重构

被害人量刑意见是被害人表达诉求的重要载体。被害人量刑意见的提出有助于恢复被害人的受损利益,弥补公诉权行使之不足,实现刑罚裁量的客观公正。目前我国被害人量刑意见的提出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应从提出主体、内容、时机、方式以及效力等方面对被害人量刑意见提出程序进行重构。

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论纲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以往"重定罪,轻量刑"的不合理做法,但这不一定就说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就是量刑程序改革的终点。从长远来看,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告人的量刑程序选择权、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以及量刑辩护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虽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发展提供契机,却未能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本文拟从检察机关的视角,先简要陈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后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我国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

我国量刑程序完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量刑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印发的《量刑指导意见》为我国人民法院开启新的量刑工作提供了方向。我国传统的量刑模式弊端明显,注意存在以下问题:1.缺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传统的重定罪,轻量刑模式没有改变;2.量刑程序不够公开,人民法院主要采用秘密量刑模式,暗箱操作嫌疑大,审判公信力丧失;3.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度低,辩护人针对量刑提出的有效抗辩得不到保障。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量刑程序,要使我国量刑工作真正上一个台阶,应从实施量刑公开,保障当事人充分参与量刑,着手构建我国独立的量刑程序和有效限制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实现路径——以制度的功能定位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和政策的二元功能定位与被害人权利保障兼有冲突与契合,“效率优先,保障公正”的价值取向使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空间较为有限。实践表明,间接参与量刑程序的依附模式使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流于形式的倾向,司法机关缺乏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动力。赋予被害人独立的量刑参与权限,实现从依附模式向独立参与模式转变是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独立建议权具有相应的法理依据。在现行法律框架体系之内,根据适用和解程序与否,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分别赋予被害人基准刑20%和10%的独立量刑参与权限幅度。被害人独立量刑建议的菜单选择模式能够保障诉讼效率不受减损,同时可以使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被害人也能实现其自主意志。为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应当同时设立被害人独立参与量刑程序的权利救济制度。

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动因与功能分析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被害人有着参与量刑的强烈愿望。被害人参与量刑是基于尊严权利保护、程序主体性诉求、报仇求偿心理释解以及利益表达需要等动因,被害人参与量刑具有实现修复正义功能、监督与制约功能、安抚与预防功能以及增进裁判认同等功能。

论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制度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拟建立一种抗辩平等的诉讼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下的我国律师在辩护上并没有与检察机关实现对抗。庭审控辩对抗理应包括定罪与量刑,然而庭审只有定罪,不公开对量刑进行辩论,由法官通过办公室协商、庭外非正式调查及采纳意见完成,辩护律师对量刑不管是在庭审前的建议或是在庭审中的答辩均影响甚微。辩护律师在量刑建议上的缺位,不仅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施,阻碍了我国诉讼的公开化及透明化的建设进程,必须予以重新构建,让辩护律师有效参与量刑。

我国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机制研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基础上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有助于现有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能满足我国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现行犯罪人赔偿方式的缺陷,应建立"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新模式,从而消除深层次矛盾,恢复社会秩序。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及其对我国之镜鉴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是在刑事司法理念转向、犯罪危害性再认识以及量刑程序平衡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包含了以被害人意见从轻、从重为导向的两个面向,并且由于从轻或从重的陈述,会导致诉讼中各主体之间产生或和谐或对抗的复杂关系。罪刑法定原则下不容过多考虑从轻陈述,但恢复性司法下又会过度考虑从轻陈述,这种两极的情形是被害人从轻陈述时存在的主要风险。从美国实证观察,首先被害人参与积极性有限,其次从重陈述从结果上来看,是否仅为保障被害人程序性权利的工具,而对实际量刑基本没有影响,故成为一个“影响-采纳”悖论。因此,我国在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时,应该结合司法实践之弊病,一方面鼓励被害人参与。另一方面,秉持从轻、从重二分的视角,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之上,不过度扩张或限缩被害人量刑陈述的影响;从程序性权利保障的角度,除了量刑程序独立性、刑事司法理念转向之外,通过细化量刑意见提出主体、形式、内容及效力,另外强化法官说理机制,保障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真正实现合理借镜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保障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

论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实现

被害人参与量刑的角色经历了由"当事人"到"量刑意见提出者"再到"和解协议达成者"及"调解协议协商者"的演变过程,却始终无法达到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所带来的量刑参与效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具有个人法益优先保护、被害人权利全面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均衡维护、刑事司法秩序有效恢复等理论根据。被害人可在自诉与一般公诉案件中作为独立的量刑参与人提供量刑建议,也可在刑事速裁与特别程序中作为谅解协议的协商者表达量刑建议。为保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实现,应使量刑建议具有一定刚性效力,允许量刑建议合理变更,明确针对量刑结论的自行上诉、申请抗诉与申诉再审机制,并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状与出路

量刑规范化改革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基准刑确立不统一、量刑调节方法存在分歧、量刑裁量权过宽、量刑调查不充分、量刑说理不细致等问题。因此,有必要由各省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分析确定各罪的量刑基准点,夯实同罪同罚的根基。同时,应构建相对独立的、科学的量刑程序,扩大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的机会,推进量刑证据调查和量刑说理工作,保障量刑结果的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