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合理化的对策

我国要解决量刑偏差问题,应在理论上坚持责任原则、兼顾特殊预防,在实践中完善刑事立法、建立判例法体系、深化审判体制改革和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实现量刑的合理化。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个案量刑合理化的路径——基于河南“掏鸟案”的反思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所规制的只能是故意犯罪,过失不能成为本罪的罪过形态,该条所保护的法益是动物资源。具体而言,该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是行为犯,情节是刑罚升格条件,保护的具体法益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该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罪是情节犯,保护的具体法益是野生动物资源。“掏鸟案”的判决合法但却不合理,该罪适用时存在两种合理化路径:一是将非法定量刑因素纳入判决,行为方式、地点、手段等因素作为酌定从轻处罚事由;二是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补充减刑规定,以降低该条罪名中具体案件的刑罚量。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论量刑合法

量刑合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在量刑上的要求和表现,意即量刑符合刑法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只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而应是综合地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的所有相关规定。就法定刑而言,量刑合法并不只是静态地符合法定刑的规定,而是还动态地符合法定刑的司法变型即处断刑、宣告刑、执行刑或免刑的要求。量刑合法与量刑合理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独立之物,而是同时实现和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体,其中,量刑合法以量刑合理为实质内容,并表现为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有机统一。

强奸罪量刑特征的实证研究

强奸罪量刑规范、均衡、合理,对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通过对全国1011例强奸罪的量刑裁判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强奸犯罪量刑从严的背景下,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有期徒刑判决总体相对偏轻、缓刑适用严格的迹象。其他特征还包括,地区间量刑不均衡,以及不同身份受害人遭受的强奸犯罪在量刑的惩罚力度方向上表现不一致。经过进一步考察各量刑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和建立量刑预测模型后发现,当前强奸罪量刑规范化程度较高,但在幼女、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保护方面仍有合理化改进的空间。

二律背反视域下量刑规范化研究

由二律背反思维出发,考量精确制导型量刑规范化、刑之裁量型量刑规范化与相对精确型量刑规范化的各自模式以及逻辑误区。厘定基准刑与法定刑的等同关系,揭示基准刑思维的理论困境。坚持责任刑制约下的预防刑裁量原则既是合理量刑,也是公正量刑的可行路径。必须引导控辩审三方积极参加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当增加量刑说理制度并记载于刑事判决文书中,使得法官可以有法理上与制度上的支撑来面对量刑不公的质疑。

论量刑因素及其量化分析

改革量刑方法是改革刑事司法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影响量刑的主观因素及诸客观因素,从而提出了改革量刑方法的大胆设想,即:把法律规定的量刑情节,例如法定情节中的加重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等情节,以及法律规定的酌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加以定量化,在审判具体刑事案件时,把犯罪具体事实情节转换为一定的数以适应本来就是定量化的法定刑幅度,从而公正合理量刑。这种方法既适用于电子计算机操作,也适用于简单数学运算,优于目前国内使用的综合估量式量刑方法。

经验主义量刑模式的理论检视与建构方案

经验主义并非仅仅注重经验而不注重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而是将感性材料分析与理性逻辑判断融为一体。刑事司法实践中传统的数字化量刑模式、估堆量刑模式、相对报应论量刑模式以及规范化量刑模式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经验主义具有与直面事实的量刑实践相契合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建构合理的量刑模式必须趋向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量刑模式可通过奠定合理量刑的理论基础、确定常见犯罪范围、寻求设立量刑基准的经验方法、完善情节适用规则、合理设置量刑程序等几个步骤解决量刑难的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平时表现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程度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当前,宜从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方法入手,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