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量刑基准:区域性常态不法的常态量刑——以司法大数据辅助量刑为背景

量刑基准的确立要在明确其宏观定位的基础上进行微观构造的探索。在宏观定位层面,量刑基准是责任刑之基准,其体现着消极责任主义原则对量刑活动的制约。在微观构造层面,量刑基准的确立分为确立根据和确立算法,前者明确何种情节影响着量刑基准的确立,后者探究从个案事实(存在)到量刑基准刑罚量(应当)之危险跳跃的具体算法。量刑基准的确立根据是排除预防刑情节的区域性常态不法事实;量刑基准的确立算法是区域性常态不法的常态量刑(量刑众数),而非传统的量刑基准实证研究中容易受极端值影响且无法解决不同刑种之间量纲化问题的裸刑均值。

论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标准罪行的处断刑量,它不同于量刑根据。对量刑基准必须进行抽象的理解。要实现罪刑均衡,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刑规则体系,而量刑基准和量刑尺度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量刑基准设计的初衷,量刑基准规范化势在必行。

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刑事量刑基准之价值判断与构造

量刑基准是犯罪行为量化阶段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往的司法实践仅仅将量刑基准作为理论上探讨的问题,量刑基准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微观的、动态的以及指导性的内容。应当由量刑基准数以及量刑基准数的合理配置作为其存在的形式。量刑基准数作为量刑基准的主要内容,其包含的内容呈位阶式的分布,包含一级量刑基准数和二级基准数、类罪基准数和个罪基准数,这些基准数在合理的原则配置之下,能够为我国量刑的均衡性和合理性作出相应的指导。

关于量刑基准的几个基本问题

通过探讨量刑基准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法律特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量刑基准的确立等基本问题,提出量刑基准只能合理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对将量刑问题精确化,使得法官沦为呆滞的法律机器。

论量刑基准

实践中量刑基准存在于经验型法官的量刑思维中,但如何确定量刑基准却是量刑统一机制的难点。本文从量刑基准的本质和应有的作用出发,提出"量刑基准应由基准事实和基准刑两部分组成"的论点,主张根据基准事实来确定基准刑,并对各级审判机关分权确立基准事实与基准刑的量刑平衡机制进行了构建。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重新理解量刑基准:从点幅之争到确立程式

关于量刑基准是什么,国内外学界素有点幅之争的学术传统。结合现实并理性分析,点的理论与幅的理论对量刑基准的本质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揭示方式,不仅不能与时俱进,各具有局限性,而且涉及范围有限。走出点幅之争的"陷阱",而把量刑基准从规范上定位为一种确立程序,不仅具有法文化基础和比较法基础,而且还能使量刑基准满足量刑规范化的需要,因而又是一种更具可接受性的理论方案。中国刑法应该重视这种意义上的量刑基准建构。

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及其启示

刑罚目的与量刑基准关系密切,量刑时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目的刑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试图从提升公民的法律信仰、发扬公众的守法精神、强化一般人的法律忠诚信念的角度正面论证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但是,它所提倡的量刑基准可能不利于实现预防效果,无助于提供清晰的刑罚限度,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通过反思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缺陷,可以给我国刑法理论带来深刻的启示。

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

晚近德、日刑法理论经历了从绝对的报应刑论到相对的报应刑论直至新报应刑论的变化,三种报应刑理论倡导的量刑基准各有利弊。这对我国的刑罚目的论、量刑基准论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在刑罚目的论中,应当正确界定刑罚目的和刑罚本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刑罚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在量刑基准论中,应当处理好责任和预防、一般预防内部及其与特别预防的关系;在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时,需要完善目前的量刑步骤和关注现行规范下死刑裁量基准的适用。

关于确定量刑基准方法的新思考

作者借助刑罚轻缓化这一司法理念在审判实践中的量化,在量刑基准理论中引入了“刑罚轻缓平均浮动系数”这一概念,从而对量刑基准点进行了大致、直观、科学的判断,提出了确定量刑基准的方法,即以“谦抑中间格”方法确定犯罪的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点的确定方法

量刑基准点的确定方法有逻辑推演法和实证分析法,应以实证分析法作为量刑基准点确定的基础性方法,在对实践量刑结果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演最终确立具体个罪的量刑基准点,应由高级人民法院主导量刑基准点的确定工作,其工作主要在于实证分析,专家只起辅助作用,作用在于对实证分析结果的逻辑推演。

量刑基准点之确定基准

在量刑基准点确定基准理论中,中线论很受司法实践的欢迎,但是它缺乏立法与实践基础;分格论和危害行为论在理论上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重心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应以实现对犯罪等价报应的刑罚量作为量刑基准点,量刑基准点确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报应正义;在此基准点上量刑情节的适用主要体现了刑罚功利正义的实现。

罚金刑量刑基准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罚金刑的适用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罚金刑量刑基准的确定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我国刑法对罚金刑裁量的数额基准并无明文规定。罚金刑量刑基准模糊不清,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同罪异罚、量刑失衡。罚金刑量刑基准的确定是合理适用罚金刑的基础及前提条件。因此,从刑罚体系甚至刑法整体科学化完善来看,对罚金数额基准予以明确研究不容回避。

刑事司法视野中的量刑基准——基于浙江省某基层人民法院2004年刑事判决书的分析

作为衡量与比较参考点的基准是人类评价某一事物必不可少的思维前提,理性的量刑应当有量刑基准的存在。本文以法院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材料,以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为考察视角,依据法定刑的等级,将宣告刑转化为同一量纲的等距数据并以此表示量刑基准,克服以往通过代数平均数来表示量刑基准的局限,不仅实现量刑基准的通约功能,而且还为宣告刑与法定刑之间的沟通架设了桥梁。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量刑基准研究

同案不同判,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这对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被告认罪服刑、实现量刑科学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我国量刑基准,在立法方面要进一步细化法定刑的范围,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经验主义视域下的量刑基准研究

量刑基准适宜应用于"同类犯罪",其刑法内涵既包含犯罪性质相同的个罪法定刑选择相同的第一层次,也包含同类犯罪的基准刑选择相同或相似的第二层次,更包含获取罪刑相适应与罪刑均衡效果的第三层次。量刑基准可以运用数学原理和经验主义量刑方法找寻出同类犯罪的宣告刑与量刑比例,继而可朔游而上俘获经验世界里的基准刑。法官有足够的正当理由证实,以后的案件事实与以前的案件事实的差异因素显著时,则可奉行另一种经验刑的开端模式,规范与经验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接近于完善正义。

数量型犯罪的量刑基准计量研究——兼论贪污罪量刑基准的构建

按刑法规定 ,根据数量型犯罪结果的数量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将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应用于处刑量化实践 ,提出对处刑进行定量分析、计算的模型 ,确立量刑基准 ,以准确计算被告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数量 ,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自由度 ,从而减少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误差。

量刑基准研究

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所以,确定量刑的基准问题也就是确定量刑的根据问题。我国确立的量刑基准应是以责任为主,兼顾特殊预防的需要。即应根据犯罪的严重性的大小,并考虑特殊预防之需要,在责任的基础上量定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