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指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实证研究的回归模型构建中存在的哑变量设置以及标准化系数计算等问题;总结出在利用回归模型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时,必须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利用回归模型分析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基准刑时,则不需要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计算基准刑时,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不仅包括血液酒精含量等因素,还应当包括量刑影响因素的参照水平;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则不必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但可能包括行为人的经济状况。通过对全国2912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的研究,分析出影响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的显著因素,并排列出相对重要性顺序;总结出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为血液酒精含量,并据此计算出基准刑,即基准事实所对应的拘役天数回归模型的预测值;分析出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车型,并据此计算出基准刑;指出缓刑判决的规范化标准同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认罪态度,并据此计算出参照标准。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具有以下五个特征:案件数急剧上升;缓刑适用率高;判处拘役的期限、宣告缓刑的考验期限短;罚金数额与犯罪情节相适应,并考虑了犯罪分子的缴纳能力;免予刑事处罚没有明确标准。影响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因素有道路类型、血醇浓度、机动车类型、犯罪结果、从严情节和从宽情节。其中,只有血醇浓度对于量刑具有决定性影响,从严情节和机动车类型只对部分量刑具有显著性。

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继《刑修(九)》修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来,为了规范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与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17年6月1日起实行,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遵循《解释》仍需进一步研究于探索。本研究通过对全国420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决书的研究,第一,分析影响判决期刑、缓刑情况的影响因素;第二,列出判决刑期的相对重要性顺序;第三,通过回归模型提出判决刑期的预测基准刑;第四,分析得出缓刑判决影响因素的作用比较;第五,删除影响较小的因素后得出缓刑率预测式。

受虐妇女杀夫案件量刑倾向分析

家庭暴力是当今世界各国均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由家庭暴力衍生出的受虐妇女犯罪问题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对相关案件的检索分析表明,2015年3月生效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对于保护女性被告人具有推动作用,量刑整体上有显著降低,开始显现出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在该类案件的诸多量刑情节中,相较于其他因素,被害人过错和手段残忍这两个酌定量刑情节的影响力较大,是此类犯罪量刑的特殊倾向之一。此外,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相对过于严苛,实践中仅有极少数案件因此而减刑。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案例的颁布或有助于该类案件正当防卫行为认定的标准统一及落实。

量刑规范性水平的实证检验:以故意伤害罪为例的分析

对303256份故意伤害罪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表明,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的裁量具有高度规范性,实务中法官的量刑方法遵循了“三步骤”方法的理论内核,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确定与规范规定保持了高度一致,仅少部分情节的适用与规范略有冲突。严密的规范体系、法官规避决策风险的需求和实务与规范的双向契合为高度规范性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动力和实现路径。但在规范未必正确的前提下,高度规范化的量刑反而可能造成错误的重复和经验的萎缩。基于目前的高规范性水平,下一阶段的量刑改革应及时转向,从形式合法的规范化转向实质正当的规范化,建立量刑正当性评价体系;从机械的规范化转向能动的规范化,明确、维持和强化规范与经验并重的双重规则体系。

行贿罪量刑的实证检验与反思

量刑整体趋轻,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刑罚规制的基本样态。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整体趋轻的刑罚规制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理性,是与针对行贿行为的个罪评价标准相适应的。在诸如行贿数额、行贿人数、行贿次数、行贿事由、律师辩护、刑事政策和地区差异等规范化或非规范化的多元量刑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计赃量刑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亦切实有效,行贿次数、行贿事由等也与行贿罪的刑罚规制密切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也存在诸如行贿人数、有无自首等部分量刑影响因素的功能'缺省',以及地区差异、有无数罪等部分量刑影响因素的功能'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