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规制量刑权的路径探析

量刑权属于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地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提高司法信度和效度。

论“准量刑权”配置及其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行到确立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经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量刑权,即“准量刑权”。其中,“准”意味着一般情况下,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由幅度刑转变为确定刑,求刑权转变为裁决权。“准量刑权”的配置突破了我国传统的刑事理念,相当于将法官的部分审判权过渡给检察机关,使量刑的单方独断转变为“控辩协商”。在赋予检察机关“准量刑权”的同时,需防止检察机关“准量刑权”的滥用。

认罪认罚背景下量刑建议权与量刑权之争 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视角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展现了认罪认罚背景下的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量刑权之间的争议,并以量刑建议的采纳为核心延伸出诸如审判机关无故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行为定性不清、量刑建议的效力及不采纳后果于立法上不明、量刑建议之确定刑与幅度刑抉择于实践中未定等问题,实质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适用、被害人利益的恢复以及刑事司法一体化的构建。对此,应当合理配置量刑建议权与量刑权:检察机关需要明确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提升精确量刑能力,探索不起诉决定权落实于案件承办检察官的机制;审判机关应当转变心态,明确自身审查者角色,切实履行不采纳量刑建议时的诉讼义务;检法之间还应加强沟通,尽量达成量刑共识,以缓解量刑建议权与量刑权之争,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

论均衡量刑权的思路及走向

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法官量刑权只有授权而没有控权，导致刑事法官刑事自由裁蕈权过于宽泛，行使不当直接影响司法成品的质量，影响法律的公信力。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杈过大提出，要从立法上进行控权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并具体构建了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思路与走向。

规制量刑权的路径探析

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量刑参与权

被害人量刑参与权不仅仅是一种具有量刑建议性质的权利,还是一种陈述权,通过陈述自己的受害程度来间接表达量刑意见。不论被害人通过何种途径行使自己的量刑参与权,其本质都是通过对自身权利的选择行使达到发表自己观点的目的。对被害人量刑参与权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对被科处的刑罚只产生轻微的影响;而且被害人可能会对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料寄予过高的期望,如果被害人认为他们的陈述对被科处的刑罚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刑罚和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感到不满意。而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恰恰可以避免产生这种弊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相关问题解析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难点,被害人陈述意见的依附模式不能满足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赋予被害人独立的量刑程序参与权,使其享有独立的量刑建议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出路。对于被害人应否享有独立的量刑参与权虽有质疑与担忧,但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确有必要,且具有相应的法理依据。菜单选择的量刑参与模式非但不会减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功能,还可能促进效率的提升。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法律后果明晰,有利于定纷止争,不会“绑架”公诉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力合作模式可以兼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私力合作,不会导致冲突和内耗。

论被害人的量刑意见权

现代司法理念中以"被告人保护为中心",大幅度地提高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但作为对立面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被害人,却仍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其相关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具体到量刑而言,被害人参与量刑缺乏理论上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相关规定。随着对被害人刑事程序保护呼声日渐高涨,对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改革,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势在必行,在立法上和实践上的亟待完善。

精准化量刑建议的法律性质及其展开

基于控审分离原则,检察机关的精准化量刑建议属于求刑权,而非具有终局性质的量刑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影响的是法院对量刑权的行使方式,法院量刑方法从相对封闭的单独量刑向多主体参与的合作量刑转变,并侧重对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作出量刑建议时,应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根据量刑事实查证程度、案件复杂程度、量刑经验积累程度合理选用确定刑或幅度刑量刑建议。法院应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进行全面实质审查,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应当根据刑罚是否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进行判断。法检两机关应注重分工配合和监督制约,稳妥处理与精准化量刑建议相关的上抗诉案件,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行稳致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量刑权与量刑建议权之平衡——基于河南省11起抗诉案件的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诉讼制度改革,在该制度构造下,检察院就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由法院对量刑建议进行审查,并行使最终的量刑权。量刑建议作为该制度的核心要素,其被采纳与否标志着量刑建议权和量刑权的是否达到理想状态的平衡,关系到检察院对被告人的允诺能否真正实现,关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效果。因此,探寻实现两者动态平衡的具体方法,是推动认罪认罚从宽顺利实施的客观需要。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认罪认罚从宽中量刑主导权的规制--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检察院、法院之间在量刑主导权的争夺上愈演愈烈,而北京市两级法院关于“余金平交通肇事案”的审理再次将检、法两家的冲突推向风口浪尖。从表面上来看,双方围绕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求轻抗诉和法院径行不予采纳量刑建议书等问题针锋相对。更深层的问题源于立法仍未使认罪认罚制度同我国诉讼模式相兼容;对于检、法两家在认罪认罚之中的分工持暧昧态度;缺乏具体的路径及坚定的立场来推进认罪认罚机制的本土化,致使该制度在实践中屡陷争议。据此,更需要厘清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规制路径,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细化认罪认罚的功能和性质,缓和检、法两家在量刑主导权问题上的矛盾。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人工智能量刑的制度困境与完善路径

在量刑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法院提高诉讼效率有显著作用,因此中外法院的人工智能量刑实践已不鲜见。人工智能量刑存在技术障碍和法律风险,可能冲击公正价值,影响法官自由心证,侵害当事人权利。应客观看待人工智能量刑的技术局限和价值追求,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法官量刑权的关系,严格保障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并适当兼顾当事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从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量刑中的合理运用,消解其负面影响,发挥科技推动法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论量刑标准公开化的理论正当性

量刑权是法院独有的权力,是人民法院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何种处罚的最终裁定权。量刑标准公开化不仅有利于对当事人所犯罪行惩罚程度进行掌握,更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也是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和时代方向,而且也是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尺度的重要手段。

量刑公正的机制保障

公正性是量刑和刑罚的生命。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当完备和丰富,但刑罚理论尤其是量刑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要达到量刑的真正公正,必须要让诉讼参与人介入到量刑过程中,赋予当事人量刑异议权;量刑公正的核心问题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重点是要解决量刑基准问题、法定情节适用问题、酌定情节法定化问题和刑法解释适用问题;一旦量刑失衡,还必须有足够的手段供犯罪人自我救济。唯有此,才能真正体现公正性这一刑法首要价值,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公平。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冲突与矛盾调和

量刑协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实践中,量刑建议对控、辩、审三方的拘束力存在争议,尤其是在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背景下该分歧越发明显,直接影响该制度的运行效果。应从公诉权与审判权优化配置方面,明确公诉权在认罪协商领域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公诉权扩张的边界范围,真正构建精准化量刑建议对裁判结果拘束的诉讼规则。同时还需要完善配置制度,制定精准化量刑建议的细则指引,提高被追诉人协商地位,建立刑事案件审前处理的诉讼机制和法官多元化的审查方式。

试论量刑建议制度的合理构建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的量刑权一直被视为法院的专项权力,量刑及其幅度基本上由法官掌握。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防止其滥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正是基于这一需要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