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行贿罪量刑的实证检验与反思

量刑整体趋轻,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刑罚规制的基本样态。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整体趋轻的刑罚规制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理性,是与针对行贿行为的个罪评价标准相适应的。在诸如行贿数额、行贿人数、行贿次数、行贿事由、律师辩护、刑事政策和地区差异等规范化或非规范化的多元量刑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计赃量刑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亦切实有效,行贿次数、行贿事由等也与行贿罪的刑罚规制密切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也存在诸如行贿人数、有无自首等部分量刑影响因素的功能'缺省',以及地区差异、有无数罪等部分量刑影响因素的功能'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