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罪量刑规范化研究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三步式”量刑步骤对间谍罪进行规范化量刑,能够统一标准与尺度,避免经验主义,助力实现国家安全法治。量刑第一步确定间谍罪的量刑起点时,应把握好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情节一般”“情节较轻”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量刑第二步确定间谍罪的基准刑时,应准确识别犯罪次数、犯罪结果等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合理确定基准刑。量刑第三步确定间谍罪的宣告刑时,应选择适当的量刑情节调节比例,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的特殊量刑情节,综合确定宣告刑。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

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研究——立足域外经验的考察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在刑事领域的重要体现,是维护法律尊严、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经历了"自下而上探索"和"自上而下推进"的发展进程,卓有成效地减少了量刑恣意、提升了裁判质量、巩固司法权威,规范量刑思维逐步形成。然而,由于缺乏统筹改革的专职领导部门,量刑规则与法官量刑酌处权之间的关系紧张,加之量刑程序建设不完备,使得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效不显著。为了深入推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结合域外量刑改革的成功经验,立足本土资源和司法实践,加快设立专职部门统领量刑改革工作,协调法官量刑酌处权与量刑规范之间的关系,强化量刑的释法说理和实证研究,重视量刑程序价值,不断完善量刑制度建设,以实现量刑的实质公正。

量刑规范化实践中错误倾向之纠正——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野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应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之"刑"应解读为"刑事责任"。在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存在着"司法机械化"与犯罪处置手段单一化两种错误倾向。就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而言,司法人员要明确认识量刑的法律依据应是所有相关刑法规范,对量刑指导意见也应采取体系解释,并在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强化对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力度。

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

量刑的规范化是解决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电脑量刑"是一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有其科学性。但在目前首要的是确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尽可能地防止量刑畸重畸轻问题。我们应当选择一些常见多发的犯罪规范量刑。实证调查分析方法是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确定量刑基准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要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要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贪贿高官量刑规范化研究——基于2013年—2017年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分析

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财产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宽处罚情节适用宽泛。贪贿高官量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为了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议明确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扩大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进一步完善财产刑,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建立贪贿犯罪量刑案例指导和量刑说理制度。

量刑规范化之目标定位：指引法官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由于我国刑事立法之客观性特点等因素,法官量刑裁量权受到了诸多限制,存在空间有限,所以将量刑规范化的目标定位为限制法官裁量权不尽合理。但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裁量权由于缺少明确的指引与统一标准,又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被滥用。因此,量刑规范化的目标应设定为对法官量刑裁量权提供指引。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问题探析

量刑规范化的本质是在统一自由裁量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个案的情况,实现"同案同判"与"同案异判"的辩证统一。量刑规范化改革必须处理好量刑合理性与量刑合法性的关系,两者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量刑合法不仅意味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还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国家同类型文件相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及试点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文件在司法实践中对下级法院产生拘束力,对量刑规范文件的性质和效力定位不准,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应予以纠正。

量刑规范化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以两个《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分析

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量刑制度改革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法院试行两个《指导意见》,有助于推进量刑规范化,但其理论基础、权力(权利)配置和程序整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实际效果反馈都面临一系列难题.为有效应对这些难题,应当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因此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公诉活动的严肃性,保证出庭公诉质量,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具体实施规范十分必要.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涉及商标犯罪的案件中,建议依据商标知名度本身的特点,以及刑法的最新发展理念,将知名度因素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同时,在考量过程中,要对驰名商标是否认定、知名度认定细节等问题予以注意.实现量刑公平是量刑机制改革的目的,而量刑公平的判断则是量刑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对犯罪应受刑罚的预期.改革我国的量刑机制应采用"量化与对话"的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传统人伦量刑观将儒家德礼、伦常等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在我国法制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继承和发扬传统人伦量刑观的合理因素,完善当代量刑机制,是传统法律文化和时代法治精神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美国量刑指南》是值得借鉴的域外重要经验,717号修正案是该《指南》近期作出的重要修改,进一步论证了《指南》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美国最高法院的系列案例,揭示《指南》适用过程中的两大主旨,对我国如何以量刑指导文件推进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数据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刘超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人。曾任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贸易救济调查局三等商务秘书、副处长、一等商务秘书,负责国外对华贸易摩擦应对和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工作。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常驻,任贸易壁垒组组长。曾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在中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若干篇。

量刑规范化下的量刑情节定义论

量刑规范化下,"量刑情节"应界定为: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程度,影响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在我国刑法中,"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应是同一概念,而与"定罪情节"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区别,两者事实上是"交叉重合"的关系。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基准刑研究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年来针对量刑活动的一场深刻的司法变革。这场改革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分步式"量刑法,改变了以往综合"估堆式"的量刑方法。在建构"分步式"量刑法的过程中,基准刑范畴的提出和适用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整个"分步式"量刑法建构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败。本文从基准刑研究入手来反思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研究基准刑的基本范畴来明晰基准刑的应有之内涵;通过分析基准刑的确定依据来凸显量刑规范化改革之正当性与合理性;通过探讨基准刑的评价因素来分析以往的量刑方法以及量刑规范化改革推行的"分步式"量刑法的不足之内核;通过对基准刑确定方法的梳理、比较与分析,来完成本文对量刑方法的重构。

《美国量刑指南》评述及对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启示

在作为量刑规范化典型代表的《美国量刑指南》中,美国量刑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量刑表的设置、对待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以及浓厚的实证主义意蕴为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量刑规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实践中存在量刑指导意见效力不高、没有专门独立的机构、量刑加减单位不统一等问题。应当从以立法的方式确立量刑指导意见、设立独立的机构、统一量刑加减单位、处理好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以及加强实证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改进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工作。

量刑规范化改革:问题与反思

量刑规范化改革在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也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遵循的是一种务实而谨慎的推进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量刑规范化还处于试点阶段,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相关理念和制度还在探索当中,因而对量刑规范化试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显得及时而必要。量刑基准的确定、加减刑单位和幅度、量刑规范化与量刑公开性、量刑规范化与刑罚个别化、量刑规范化成效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是量刑规范化实践所重点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败。从这些方面入手对我国当前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考量,对于理性认识量刑规范化的实施现状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的选择及架构——以对当前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反思为视角

电脑量刑、量刑建议、量刑程序、量刑指南等主张,或偏执于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或偏执于量刑实体的规范化,不能实现量刑公正。我们应构建以量刑程序为基础,以量刑指南为指导,以量刑说理为辅助的"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同时兼顾量刑程序与实体公正,确保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

论量刑建议权在量刑规范化中的作用

量刑规范化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保障,而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对定罪非常关注,而对量刑却不太重视。只要定罪准确而量刑重点轻点无所谓似乎形成共识。在人权保障、和谐司法等理念的深入下,量刑的平衡和公正越来越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如何防止量刑裁量权的自由化,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也就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量刑建议权是量刑规范化的有效措施。

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的量刑效果评估

我国自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以来,一直将一"数"五"率"作为评估量刑规范化效果的风向标,这一风向标是否能有效地反映量刑效果的好坏仍有待考量。在目前司法体制中,将量刑效果评估进行绩效化处理,容易造成司法潜规则的盛行,偏离刑罚的目的。量刑效果的评估应当回到量刑本身,即以量刑公正和量刑效率为中心。好的量刑评估机制的构建,必须具备量刑监督制度、判决的量刑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量刑效果评估不仅需要评估方法多元化,而且应做到评估的多方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