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犯罪案件的量刑证明--“整体主义”证明理论的实践探索

在当前的网络犯罪治理进程中,仍存在诸多理论和实务问题,较为典型的即“重定罪、轻量刑”的趋势。中国网络犯罪治理所采用的违法/犯罪二元区分模式,意味着在证明过程中需要整体考量纯正的量刑事实和不纯正的量刑事实,而当前的量刑证明理论无法有效指导实践,亟须更具包容性的证明模式破解理论和实务困局。在“整体主义”证明理论的支撑下,能更有效地运用“全链式”综合认定、把握证明过程的整体性并且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进而探索网络犯罪量刑证明的规范化进路。

量刑证明的困境与出路

量刑程序改革五年来,量刑证明的实践效果堪忧,表现在重量刑建议轻量刑程序、量刑事实及量刑证据稀缺、量刑证明规则模糊等方面,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仍很严重。《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量刑证据、量刑证明规则及量刑程序规定的缺失及不足是引发上述实践困境的根本原因。为此,应拓宽量刑证据体系,赋予社会调查报告量刑证据的属性。量刑程序中无罪推定作为证据法原则已经失效,量刑证明必须确立有别于定罪证明的证明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并区分量刑情节适用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确立定罪、量刑完全分离的独立量刑程序,为量刑证明的开启和实现提供理论依据及程序支撑。

量刑证明:从形式到实质

量刑证明是刑事诉讼中运用量刑证据证明量刑事实的活动。"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模式违背诉讼规律,量刑证明难免虚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模式遵循诉讼规律,要求量刑证明必须走向实质,以保障量刑公正,助推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量刑证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嬗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步伐应当坚定。需创造量刑证明走向实质的基本条件:预置程序空间载体、夯实证明基础、明晰证明要素环节、形成证明主体正确的价值观。

论量刑证明

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下,证明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活动缺少司法证明的有效规制,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诉权的行使,也不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证明应建立在定罪证明的基础上,确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主体地位并注重保障量刑证据的相关性要求。量刑证明的对象为量刑事实与量刑请求;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证明责任;量刑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对于法定量刑情节应达到清楚可信的标准;量刑证明应依自由证明的方法进行。目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能满足量刑证明的内在需要,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确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

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论网络犯罪案件的量刑证明

"重定罪、轻量刑"的网络犯罪治理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以下简称《网络犯罪规定》)。其中,在与量刑密切相关的情节和后果层面,只作出原则性、指导性的规定。实际上,即便是专门针对量刑的规范,也大多只是针对实体意义上的量刑,而量刑的程序以及证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量刑层面"重实体、轻程序"的一个注脚。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特点及挑战与更新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法律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分配形式单一而简洁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以定罪证明为核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证明为例外,形成以检控机关为证明责任主体,以法官审查、核实为验证,以自诉证明为补充,以被告证明为例外的权利与义务并行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此种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徒具证明责任分配的形式外表,更多地体现出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客观公正义务性要求的实质内涵。随着人权"入宪"与"进讼",当事人主体地位日益凸显,随之而来的量刑程序的分离趋势、程序法事实证明的日益突显,诉讼结构调整以及证明责任理论融合的趋势,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应在证明主体多元化、证明对象多样化、诉讼多态性、证据协力等方面进行制度更新。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中量刑证据运用的实证研究——以12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在"重定罪,轻量刑"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下,量刑证据在实践中的运用无法得到充分认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理念的转变,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运用问题研究具备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至2017年的刑事案件中量刑证据,并对其如何认定、如何证明、由谁举证、量刑说理等方面进行剖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如何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以量刑程序为基点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何在量刑改革中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是维护被害人主体地位的体现,而如何确保被害人适度有效地参与量刑程序更是在量刑改革中维护被害人权益的重中之重。被害人有权独立参与量刑程序,而有效参与依赖于量刑建议与量刑诉讼证明的规范。

论量刑事实证明的原理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后,学术界开始脱离传统的刑事证明理论,关注量刑事实证明的特殊证明规则构建问题。然而,理论上的探讨却忽视了对量刑事实证明之基本原理的解构。因此,有必要对量刑事实证明活动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为量刑证明规则的特殊化奠定根基。定罪事实证明与量刑事实证明在证明目的、实体证明对象以及证明模式上均存在差异,量刑事实证明是以实现刑罚为根本目的,以量刑自由裁量权规范化为直接目的,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证明活动。根据刑法理论,量刑事实证明的活动范围应当始于法定刑的选择。量刑事实证明活动应当遵循有别于传统定罪事实证明的特殊原则:责任主义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原则、适当证明原则、法定证明与自由心证相结合原则、疑义有利于被告原则以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量刑程序论

量刑程序是实现量刑公正的保证。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应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根据,实行不同的量刑程序模式。相对于定罪程序,量刑程序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方面有其特殊性。量刑程序改革已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