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司法场域下量刑辅助系统之功能辨正

现代科技与司法实践彼此耦合形成智慧司法之场域。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不仅推动智慧社会成型,更为司法智慧化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其中,人工智能量刑辅助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提取、校验裁判规律并为法官提供裁判参考,乃为突破单纯文字转化的深度智能辅助过程。域外量刑辅助系统的经验基本遵循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规律,并与我国早期电脑量刑技术学理探讨与实践探索形成呼应。鉴于智能技术在数据需求、算法依赖和领域限定等方面的固有缺陷,智慧司法场域下谋求量刑辅助系统发展,需分析伦理规则、防范功能定位以及技术使用等方面的风险。尊重技术发展之规律,确立人工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工具价值和纠错体系,是规避算法伦理、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风险的必要考虑,亦是深化司法改革和提升审判体系智能化水平的必要思考。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应用风险与规制路径

近年来,司法裁判活动中“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问题日益突出,融合法律要素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辅助量刑方面的司法应用,成为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新方向。然而,由于现行技术的不完善、相关机制的限制等原因的存在,其应用过程中易出现机械化量刑、量刑不透明性等问题。为了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深入推广与运用,应当通过分析其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的程序正义反思与重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重大场景创新。在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不仅与实体结果相关联,同时还与量刑程序深度融合,彰显出两种基本程序面向:在程序功能构造方面,其以规范量刑裁量权为程序功能取向,以量刑算法决策为程序功能实现路径;在程序运行逻辑方面,则表现为“人机协同”型程序驱动模式以及“人主机辅”型程序责任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有关量刑程序正义的三重结构性风险:即,理论层面的“传统正义理论解释力有限”、制度层面的“量刑算法决策正当程序机制阙如”、司法适用层面的“量刑裁判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及量刑程序规范化的实现,应当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方案。该方案具体包括:引入“以人为本”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正义理论,强化理论供给;立足新型算法权利,建构诉讼化的量刑算法决策程序,填补制度空白;将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限定在轻罪案件场域、设置智能量刑辅助意见异议听证程序,严格司法适用。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实践回视与理论供给

人工智能技术法律应用的迅猛发展、司法改革政策红利的强劲输出,为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提供了发展空间。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有独特的实践要素与理论根基,会冲击传统刑事司法观念与运作模式等整套知识体系。现阶段技术水平决定了人工智能是“辅助”量刑的司法交往角色,奠定了理论上的可调和性。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本质是提高量刑活动的可预测性,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功能是理论与应用的融合,通过有序的制度供给,可有效提升量刑规范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为推进量刑规范化注入新的规范潜能与动力。算法及其规则是核心实施要素,应当克服算法认知、应用的正当化以及说理等应用难题,夯实算法运行的正当性根基与规则,遏制不可控的司法异化风险,为公正量刑供给新动能。

智慧量刑的主体冲突、技术供给与方法回应

对智能量刑系统司法地位的理论回应止步于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概念——“辅助量刑”,其仅能在宏观层面达成暂时的妥协,无法在微观层面将智能系统限制在辅助的轨道,进而引发智能系统与人类法官隐性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为智能系统“以最终宣告刑为输出目标”和“以刑之裁量为功能目标”。主体冲突的化解要务实地以当前的技术供给现状为时代背景,如正视并利用智能系统的“机械性”、认识到“量刑预测”与“量刑决策”之间巨大的方法论差异等。为化解此主体冲突,必须进一步回答智能系统“辅助量刑”的具象辅助模式(辅助程度与辅助方法),即针对量刑的核心阶段(处断刑—宣告刑)以量刑方法(量化、裁量)为标准进行再阶段化,并使用智能系统赋能量化阶段,人类法官坚守裁量阶段,“量化可以量化的,裁量必须裁量的”。

算法辅助量刑的风险成因与规范进路——以美国实践争议为切入点

在美国算法辅助量刑的司法实践中,就算法的辅助地位、法官自由裁量权与被告人诉讼地位等问题,存在争议。算法固有偏见及其程序不透明等内在风险,以及算法辅助量刑规范体系缺位的制度性风险,不仅严重限制了被告人的算法知情权,而且使经由算法辅助的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有碍程序公正的实现。为从实体与程序上实现公正量刑,应对辅助量刑的算法进行规范化。在算法层面,应当坚持算法公开原则,明确商业秘密不得阻碍算法披露,并以一致性标准与算法留痕促进算法公平。在诉讼层面,应当对算法知情权构建具体的权利束,在算法证据规则上区分由检察机关提出与被告人异议而分配不同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题与出路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法律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中的关键应用,但在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在实体方面存在量刑机械主义倾向,难以抽取独立量刑要素,导致重复评价、“二重惩罚”问题。同时,共犯量刑也存在一定障碍。在程序方面,人工智能辅助量刑与庭审实质化相矛盾,“算法黑盒”缺乏司法透明,辅助量刑结果难以通过证据裁判加以检验。此外,量刑辅助系统所设置的裁量比例是否僭越量刑裁量权、评价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正确性的标准是否科学也存在质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未来的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可以完全由类案系统实现,不必独立设置;辅助量刑本身仅具有概率提示功能,并不反映裁判的正确性。量刑辅助应定位于司法人员的注意力提示机制,同时也应具有可识别性、可商谈性和可救济性。

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量刑从宽协商机制的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协商的效率诉求攀升、量刑建议的正当性与精准化要求等问题交互叠加,亟待从理论本源上疏解供需矛盾,人工智能辅助预测量刑也应运而生。认罪认罚案件具备智能办案的规模化、类型化优势条件,与“预测”量刑的本质特征、量刑规范化理论、司法大数据蕴含的量刑规律与经验等,共同生成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知识体系。理论预测与数据预测作为体系双核相互验证,与必要的人工介入,齐力实现更精准预测量刑,提高量刑协商效率与量刑建议质量。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系统宜定位为司法辅助角色,发挥量刑规范化层面的参考作用。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困境、定位与解构

司法人工智能分为常规型人工智能与专业型人工智能,前者是将通用领域已经发展成熟的人工智能直接移植至司法领域而无需专门的算法更新,主要目的是将审判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因而其也无法介入审判的核心内容;后者是诸如量刑辅助系统等专门为司法领域开发的介入审判实质内容的人工智能,其是司法人工智能的核心。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实践现状是常规型人工智能因其有坚实基础而卓有成效,但极为重要的专业型人工智能的开发与使用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法学研究对专业型人工智能的研发理论供给不足,具体表现为“抽象有余而具象不足”,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法学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没有深度融合,即“懂技术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技术”。宏观层面,在智能爆炸不可预期的时空背景下,生命2.0阶段(文化阶段)或弱人工智能时代仍是当下及可预见未来所长期处于的阶段,故作为“工具”的量刑人工智能仍应定位于辅助量刑而非决定量刑,且基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价值内涵,应更进一步地定位于规范性辅助而非参考性辅助,二者的区别是智能系统给出的阶段性量刑结论对法官的约束力大小。在微观层面,智能量刑系统的算法构建应以量刑逻辑主导算法逻辑为原则,以诸如量刑基准、不法刑等具有“共性”属性的阶段性量刑为作用领域而非其能力之外的终局性量刑结论(宣告刑);此外,为防止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以及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须做到量刑人工智能的算法公开和阶段性量刑结论的可解释性。

智慧法院视野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价值、定位及风险防控

智慧法院建设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在诉讼服务和司法裁判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司法审判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刑事审判中,人工智能可以配合量刑规范化改革,辅助法官量刑,提高司法效率。但人工智能自身存在的算法所需数据提取的困难、潜在的算法歧视和偏见以及算法缺乏透明度等潜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数据库、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算法司法审查制度、构建完备的算法监管与公开机制等路径加以规避和应对,以确保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安全、有序的健康发展。

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的设想

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是计算机信息化改革在刑事司法领域应用的具体表现,通过计算机程序设置量刑规则公式,根据法官输入犯罪基本事实,勾选影响量刑的情节,借鉴同类判决结果,自动计算并生成宣告刑的过程。计算机辅助量刑具有同一性、准确性等特点,有利于避免法官随意性量刑、避免量刑偏差,做到罪责刑相统一的目标,尝试实现同案同判。本文将以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运行原理,论述计算机辅助量刑的必要性、可行性问题。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公正取向的双重构建

当前,社会变迁的情势纷繁复杂,而被刻下确定性烙印且相对缺乏灵活性的法律规范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为实现AI辅助量刑公正结果,须从量刑教义学塑造与技术改进这两个方面着力。在量刑教义学塑造上确立消极的责任主义,以点的理论处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提倡“类案类判”标准;在AI辅助量刑系统技术改进上,从利用并提升活性识别技术与实体对齐方法等方面提升自然语义识别技术的精准度,从价值导向、透明度提升、技术与规则的结合、技术人员职业素养的提高等方面缩减算法歧视,从案件性质及争议焦点识别、案例数据库全面性的提升、法官对AI辅助量刑系统的理解力提高等方面提升类案推送精细度,在偏离预警值的设置上遵循经验主义方法。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及规制路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与大数据结合成为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辅助。人工智能辅助量刑也存在诸多风险,如冲击法院或法官为主体的审判权、挑战正义价值的内涵、对边缘群体利益构成隐性歧视等。应捍卫法官在案件裁判中的主导权、嵌入人工纠偏案件机制,建立在线法律商谈平台,提升边缘群体的适应能力,从而促进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

大数据时代建构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路径探讨

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治理的运作模式和治理理念,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司法制度在不同层面上的耦合,对传统的法律价值观、法律理念和司法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现代司法制度必须积极响应即将到来的智慧司法实践,构建智慧法院、智慧量刑、智慧刑法运作体系。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不应被高估,应被视为一种有效但有限的辅助手段。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主要基于大数据建模,对量刑情节的提取、分析与危害危险程度的评估,以及不断地模型训练所生成。未来人工智能辅助判决系统校准程序增加情况的主要研究方向,提高数据分析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系统检校司法审判程序,预防人为的疏漏,大力研发人格分析系统,谨慎规避算法黑箱问题,建立内部算法的透明化机制,树立正义的算法观等,使司法权的运作更契合法治精神。

论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一种实践理论的重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是人工智能量刑实现的载体,后者的正当性与否取决于前者的设计与应用。欲为人工智能量刑提供切实的指导路径,针对于该系统的实践理论则不可或缺。但已有实践理论并非很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故需对其进行体系性的重构。该系统应具备庞大数据的归纳性、量刑方法的统一性与高效性以及量刑结果的精确性等特性,以期发挥有效促进量刑规范化的作用。依据人工智能量刑的诸多支持与批评,对实践理论的构建应贯彻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基本理念,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理论,将“量刑规律”“法律规定”“类案经验”三种量刑思维路径进行整合,设计出以“基于判例的推理分析模块”“依据法条的纯粹演绎模块”“类案检索与输出模块”三大模块为核心内容的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以实现司法改革对量刑规范化的要求,推动量刑领域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现实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在司法智能化改革背景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量刑的新兴辅助工具,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使得该系统抓取信息与运算的能力远胜于电脑量刑系统。然而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存在着量刑机械主义倾向和算法歧视等现实风险。为解决上述风险,未来的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应突出其辅助性定位,在构建量刑系统时把握法律逻辑推理的数字化表达,并构建具体的算法和资料的透明度评估机制。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间接审理主义风险及其破解

人工智能在审判阶段主要通过证据审查、类案推送和量刑辅助等功能发挥辅助作用。其采取大数据分析、要素式比对的运行方式对现有案件关注不足,自身的算法程序在实际运行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并在辅助决策过程中弱化了法官主体地位。这些现实因素使审判产生出间接审理主义,降低公民对司法权力主体的接受程度,并影响裁判的正确结果,进而引发程序和实体正义的风险。应当从算法、程序、体制3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推进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算法公开与功能完善,保障辩方知情和有效参与,确保法官主导审判。

AI辅助量刑制度建构的困局与纾解之道

AI辅助量刑系统是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典型运用场景之一。然而,在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AI辅助量刑还存在辅助对象与辅助方式不明两大制度建构困局。要破除困局,需要先在宏观制度层面明晰建设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应明确AI辅助量刑的统一式发展规划,采取需求式研发路径,并将使用利益主体作为接受度主体;在具体建构层面,我国AI辅助量刑系统应当以技术性正当程序为依托,明确以法院为主要对象,确立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监督本位,明晰预警为主参考为辅的辅助方式,并在技术开发路径上明确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算法的透明性方向。

法官量刑的限制:通过量刑偏差说理的方式——基于62450份危险驾驶罪裁判文书的分析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上应当考虑到各层级法院面对的不同情况、不同任务,并不能对各级法院都以同一标准要求。基于危险驾驶罪的实证分析认为,应当对不同层级的法院作区别对待,将量刑充足说理、审慎详细的推论过程交由层级较高的法院,而对于基层法院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则采取地方制作基准刑生成要素意见、强化或者弱化可操作性、泛化性较强情节的认定程序以及针对法官在轻罪中量刑情节认定加强审查等控制方式。其中最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是“强化或者弱化可操作性、泛化性较强情节的认定程序”,其实现制度即类案检索加量刑辅助系统需要切分为类案推送与量刑建议两个模块,并由法官对适用与偏离建议进行量刑偏差说理。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完善进路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其含义与目标,对量刑规范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自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后,我国司法审判中的量刑方式从“估堆式”逐渐转变为“规范化量刑”。在“规范化量刑”的实施过程中,量刑基准的确定是量刑规范的基础,避免犯罪事实重复评价和增强疑难案件的可操作性是规范化改革的重点,为了克服规范化量刑弊端,可以通过促进“量刑均衡”、引入智慧量刑系统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