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量制与《九章算术》成书年代新探——基于文物考古材料的研究

论文考察了前人关于量制单位斛的使用不早于新莽的证据和论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个方面证明新莽以前就有斛的使用,同时也证明了一些被认为是新莽时代特有的数字表示法是早已有之的。论文还分析新莽容积(体积)计量系统的继承与变化;证明《九章算术》反映了时代更早的容积(体积)系统的特征,它很可能是斛取代石的过程中之重要一环,而新莽铜嘉量的颁行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但并非终曲。论文证明《九章算术》中石和斛分工、分别表示重量和体积(容积)很可能是耿寿昌所为,这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最后成书于耿寿昌的记载提供了新的证据。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量制量词的兴替及其动因——兼论上古时期的大小量制量词系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度量衡量词制度各异,特别是从姜齐公量到田氏家量的改制,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但限于资料缺乏而未有定论。综合利用传世与出土文献,联系出土量器实物,在上古汉语量词发展史视野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姜齐四量与田氏家量的区别,源自东周以来基于粟、米比例而形成的大小量制量词系统,其比例为10∶6;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均取小量为基本量制,唯有姜齐取大量。田氏家量改制的目的和理据,不仅在于取悦百姓以利篡国,更重要的是变革齐国与各诸侯国量制系统不一致所导致的障碍,统一量制以便流通。改制后齐之"升、豆、、区、釜、钟"六量中的"升、、釜"三个量词,与普遍使用的"升、斗、斛(石)"制度完全一致,从而为量制量词系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物理量的量纲和量制

通过对物理量的量制和单位制的介绍,全面地阐述了物理量的概念,并对文献中常出现的一些有关物理量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齐量制刍议

齐国量制本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从战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其他诸侯国量制趋于统一,"斗"进入齐国量制系统。这一过程并非是突然发生的,"斗"初始用"/卮"来指称,在《考工记》中"豆"这一旧量单位被借用来表示"斗",直到战国末期"斗"方正式成为标准量制单位。

小批量制取胎盘丙种球蛋白方法的改进

丙种球蛋白注射液是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的制剂,应用于人体后,可提高人体的被动免疫。尤其是近年来,涉及到免疫方面的疾病发病率有新增加,丙球产品出现短缺,不能满足予防和医疗上的需要。为此,我们进行了小批量制备胎盘丙种球蛋白,并对过去传统的工艺流程进行了改进,取得满意效果。

从师专实际出发搞好教师工作量制的实施工作

我校从1983学年度开始实行教师工作量制,迄今已有两年多了。实践表明,对教师承担的各项工作(主要是教学工作)提出定量要求,这对调动教师积极性,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回顾实施工作量制的过程,我们也曾走过一些弯路。头一年我校制订的教师工作量制试行办法,基本上参照教育部1981年下发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实行后发现,其中不仅存在计算繁琐,某些工作环节计算不合理等弊病,而且和师专的特点不相符合。为此。

元代的量制政策和量制运用--兼考元省斛与南宋文思院斛之换算关系

元朝至晚在中统二年就颁定官方标准量制,并在至元十三年将之推广到江南。标准量制普遍应用于官府财政运作,特别是税粮征纳、官仓和籴。至元二十年前后,元朝一方面借鉴南宋文思院斛的"小口"优点制定新斛式样,另一方面以市井行铺为主要抓手,将官定量制向民间推广,使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进入民间,特别是市井商人、官田佃户及士人阶层等对官定量制有充分的认识。南宋文思院斛1石折合元省斛0.685石。

楚简所见量制单位辑证

本文综合考古实物和新蔡楚简、九店楚简等的记录,对楚简所见量制单位进行了辑录整理,梳理诸家之说,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种曲接种量对酱油制曲及发酵的影响

以米曲霉3.024为菌种,通过试验考察了不同种曲有效接种量对酱油制曲与发酵的影响。结果表明,种曲有效接种量优选为制曲接种3‰折算后干基孢子数为100亿个/g的种曲,即制曲接种时适宜的种曲使用量W=Z×3‰×100÷S(Z为制曲原料总质量,S为使用的种曲的干基孢子数)。企业大生产中按此方法控制不同培养工艺与不同批次干基孢子数差异大的种曲的接种量,可以确保制曲接种的孢子量相同,从而提升制曲的稳定性与质量。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新出陶量与量制初论

2015年邾国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战国和秦代的陶量,对这些陶量容积的分析可知,邾国量制与齐国量制非常接近,前者可能受到过后者的影响。部分陶量的表面刻印有陶文或戳记,其中"邾"字陶文在邾国故城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证明东周邾国的都城位置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

“量出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困境——以宋代内藏财政为线索

宋代内藏财政的私财性质,使其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突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宋代内藏财政收入的定额化模式,尽管并不直接造成地方财政压力,但其对计司财权的侵吞却间接地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了地方;宋代内藏库显而易见的支借偿还模式,却透露出其潜在的收入理路,借此可以勾勒出内藏财政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的某种优越性;宋代上供与封桩两种财赋收入途径,看似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两种财政的分级管理,实则透露出内藏财权被间接或直接地指向了地方财政。宋儒所虑的"量出制入"思想,发端于宋廷弥补内藏库亏空的表向,却折射出国家计司转嫁内藏财政压力给地方财政的口实。宋代内藏财政的强储备,一方面在应对国家财政急需时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侵夺了地方财权,造成地方财政困境。

“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中英税制原则比较及异向发展

“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分别是近代之前中英税制的基本原则。在中世纪至近代,英国税收无数次实行“量出制入”。中国自古代至近代,“量入为出”是税制的主要原则,“量出制入”也曾被提出和实行过,但大都是为应对财政困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考察“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在中英两国的不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特征、法律习惯等对税制异向发展的重要影响。

传统财政范式的转换:从“量入为出”到“量出制入”

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中,笔者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为题,概要讲述了经济史、财政史研究中的“经济史”“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财政”“税收”“税率”等相关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是泛泛而谈。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基于光切法的全三维量脚制鞋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介绍了基于光切法的全三维量脚制鞋系统。利用基于光切法的三维形貌扫描仪对足型进行测量,得到精度为±0.4mm的足型数据。根据足部关键参数,选择标准鞋楦。将脚型划分为多个特征段,足型数据和标准鞋楦的规则化点云拟合为NURBS曲线,各段内根据脚型的特点对标准鞋楦进行整体缩放以局部修改,利用能量优化原则同时修改控制点和权因子,对标准鞋楦进行修改,使其符合脚型的整体三维特点。定制鞋楦建模后,利用等距面法得到鞋楦的刀具加工轨迹并转化为通用格式的NC代码送入数据刻楦机进行加工,定制的鞋楦用于生产适合脚型的鞋子。该系统打破了根据有限的足部参数来选鞋的传统,真正实现了基于全三维足型数据的量脚制鞋。

从唐宋财政看政府财政应当“量出制入”

中国唐宋时期实施"量出制入"理财原则,大大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当的"量出制入"不是索求无度,以支定收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量出制入"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不谋而合。我国政府财政在新形势下应当由"量入为出"转化为"量出制入"。

“量出制入”下的两宋财计演变

两宋吸取前朝教训,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了完备的中央财计体系,使得在唐代提出而未得到应用的"量出制入"财政原则,实际在两宋得到了贯彻实施。文章从宏观上对两宋中央财政机构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从微观上对两宋官厅会计的簿账、会计核算、会计凭证和库藏制度的变化进行了介绍,总结了两宋财计的四个特征。

制样量对铜精矿分析铜结果的影响分析

铜是人类发现和使用最早的金属之一,由于铜以及其合金的导电率和热导率比较好,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易加工,并且抗拉强度和疲劳强度好,因此铜被广泛的应用,成为了国计民生和国防工程,甚至是高新技术领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基础材料和战略物资。铜精矿就是一些低品位的含铜原矿石在经过选矿工艺的处理后,从而达到一定质量指标的精矿,其主要的工艺包括破碎-球磨-分级-浮选-精选。铜精矿是冶炼铜的主要原料,因此,制取样量的多少就会对分析铜的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冶炼铜的金属回收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通过铜精矿制取样量对铜品质检验结果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找到其影响结果的原因,做出总结,从而能够为工业的生产,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