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史学视角下中国统计组织史研究

以量化史学为指导思想,以结构熵为具体方法,对中国统计组织史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梳理从夏朝到新中国统计组织变迁的史料,发现有三个特征:从分散到独立,清末以后开始设立全国性最高统计机构;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并存;最高统计机构职权不断拓宽。之后,利用系统结构熵模型测算了各个时期统计组织信息流的有序度,结果表明:中国统计组织信息流有序度随朝代变迁逐步提高;新中国国家统计局下设机构大量增多,却能保持较高的信息流有序度。与国外统计组织对比,指出目前中国统计组织存在的问题及优势,建议建立全国统计协调委员会及在保持扁平化优势的前提下按照统计工作流程优化统计局内部机构设置。

量化史学视角下中国统计史研究

研究统计史,能够为当今及未来统计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借鉴并开拓思路。在经历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我国统计史的研究热度逐渐消退,研究进展一度停滞不前。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亟待突破。文章在对国内统计史研究和量化史学研究进行评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量化史学方法在统计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量化史学视角下中国统计制度史研究

我国统计史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过成果频出的高潮,但之后二十多年来,统计史的研究一直处在徘徊和几乎停滞状态。同时,量化史学80年代在我国的兴起以及统计制度史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现状,让三者的结合有很大的必要性。文章分析了量化史视角下,统计制度变迁的研究内容及其量化史学的应用范围和方法,明确了量化史学在统计史研究中的定位和相关注意事项,并尝试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史的应用研究。

管理控制与劳动剥削:一个基于量化史学的考察

本文回归马克思的经济史传统,考察了近代中国工业中被广泛采用的劳动控制模式——工头制和包工制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剥削工人劳动的实现形式。研究发现,工头制的实施强度与剥削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劳动管理模式的核心仍是榨取剩余价值,而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所强调的提供制度有效性。通过开滦煤矿的案例,直接计算出包工制下的剥削率,发现它对总剥削率的贡献在30%~40%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取代了私有制后,这类剥削制度才退出历史舞台。该历史进程清晰地显示出,消灭剥削的任务是无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良来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重构来获得。

量化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

大数据时代下,量化史学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和发展的新动向。中共党史的历史学特征和当前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困境提示我们,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加强中共党史与经济史的连接,尤其是与量化方法的连接。运用量化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数量描述、对中共党史中的相关关系以及生产力变革进行计量研究,可以推动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推动量化党史的发展,不仅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分析领域,为中共党史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还能从学理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量化史学视角下的中学历史数据运用例谈

通过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探索历史现象演变规律的量化史学方法,在凸显历史现象的时空定位、彰显实证意识、启迪历史解释等方面揭示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刻意蕴。量化史学方法与其他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是优化中学历史数据运用的必经之途。历史教师应通过历史数据在课程导入、过程探究、规律总结中的贯彻,消除盲目堆砌历史数据、草率组合历史数据、夸大历史数据作用等量化史学方法运用的常见误区。

国家不幸诗家幸?唐人诗作与时代际遇关系的量化研究

清代史家赵翼以“国家不幸诗家幸”论元好问诗风之变,提出战乱干戈反而促使诗人写出更优秀的作品。这一观点引人入胜,也多为后人引用阐发。然而对此观点的考释均停留在个案举证层面,未能获得社会科学意义的验证。我们收集并构建了800余位唐代诗人的年龄、籍贯、科举、官秩等指标,及《全唐诗》《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所录诗作数量,并运用计量方法对赵说予以实证分析。通过负二项模型、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的多重检验,我们发现遭遇战乱干戈有助于诗人作品质量提升的假说并不能得到实证支持。有唐一代,“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观点并不能够成立。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历程与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文章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析其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历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引入量化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史进行了验证与解释,并通过数据分析和文献整理的方法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评估,以期丰富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与量化史学的相关理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的统计史研究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分析和梳理了印度统计史的发展轨迹及历史脉络,重点总结和归纳了印度官方统计的历史视角与沿革,以及印度国民核算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加深了我们对印度统计工作、统计体系、统计核算的了解,为两国更好地开展统计交流奠定了一定基础。

法制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综述与展望

新世纪之前,学界对宗教史的研究倾向于从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等路径解读。近年来,随着地方司法诉讼档案的陆续开放,对宗教史的研究开始从法制史角度进行了新的关注和探索,出现了一股对宗教史研究的法制史转向热潮。研究特点出现区域化与个案化的趋势,研究方法多采用量化史学与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资料倾向于使用地方司法档案,研究内容分别从宗教法与宗教政策、宗教与政法关系、庙产问题等法制史视角对宗教史展开考察,重点剖析了宗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诗穷而后工——唐人生平际遇对诗作成就影响的量化分析

从文史学理论角度,欧阳修所提出的"诗穷而后工"一论,不仅被后人广泛引述,而且拥有着大量案例佐证,但迄今尚乏量化实证的检验。本文以宦迹履历详实的唐代诗人为样本,用贬谪经历作为诗人"困厄"的解释变量,使用负二项模型检验诗人作品成就与困厄遭遇间的关联,并辅以充分的交互项、稳健性验证。文章综合各项结果提出,贬谪经历对诗人作品成就确实有显著而稳健的正向作用,足以支持欧阳修论点的成立。以是"诗穷而后工"之论不仅有逻辑上的依据,也经由本文而具有量化实证的支撑。

民国大学生地理来源量化考析

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收录有33所高校近12万学生个人层面的多维度信息,其中地理信息包括籍贯、家庭住址、高中驻地和大学驻地四类。借助量化分析方法,对这四类信息进行分别计算和连接比较,能够动态呈现民国大学生群体地理来源的模式、特征和变迁。研究表明,清代科举体制下较均衡的全国性统一人才供给机制在民国时期被彻底打破,大学生的地理来源高度集中于东南地区和中心城市,人才供给规模省际差异显著。同时,在校大学生明显向中心城市集中,这一趋势伴随求学历程不断强化。民国不同地区人口接受新式教育的广度和层次差别甚大,这对国家近代化的进程与特征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