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助力金城银行开启新征程

在数字经济时代,受限于“一行一店”的民营银行在品牌、网点、资本实力、融资成本、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自身优势和不足,民营银行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强化科技赋能,通过线上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来推动业务创新,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探索合适的经营模式,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周作民与抗战时期的金城银行

抗战爆发后 ,周作民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认识和维持金城银行生存的需要 ,选择留在上海。面对政治环境和银行生存的双重压力 ,他既同日伪政要来往 ,又坚决不担任伪职 ,采取囤积物资、套购外汇、建立跨国集团等经营策略 ,使金城银行成为少数活跃在沦陷区的商业银行之一。为此 ,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抗战胜利之初度过了个人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 ,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

论金城银行的用人及行员管理特色

金城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北四行”之一,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具有“适才、适时、适地、适需”的灵活用人特点以及“谨严、制严、考严、律严”的管理特色。这对今天的商业银行仍有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产融结合的脆弱性探析--以金城银行投资天字号企业为例

抗战前国内银企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但在抗战特殊的环境下,内迁企业的资金困难和后方银行的投资需求构成有力的资金供需组合,产融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金城银行与天字号企业的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产融携手后,银行与企业原先管理团队的矛盾让人始料未及。银行与企业创办人对经营权的争夺,企业生产热情与银行投机阴谋的冲突,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战时都成为原则性的问题。资金供需的合拍引发了银企合作的幻想,双方长期目标的不同打破了"合作愉快"的脆弱表象。种种矛盾最终导致银企合作分崩离析,折射出战时特殊环境对企业决策的误导和影响。

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

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顾关林（一）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通过放款和投资获取收益，是银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利益追求是银行资金投放的主动力。金城银行成立于１９１７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的财政是“破落户的财政”，不借债就无法过日子...

金城银行集团化经营研究

金城银行是我国近代著名商业银行,其总经理周作民早年受到日本财阀经营模式影响,在经营金城时,有意效仿,广泛投资运销、保险及工商实业,企图形成以金融资本渗透工商实业的集团经营模式。但在千疮百孔、战乱不断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不具备自由发展空间的,在日本侵华战争破坏和官僚资本剥夺下,金城银行的财阀梦想最终破灭。

金城银行的机构设立及经营情况

金城银行是近代旧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商业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势力的代表——＂北四行＂的核心和支柱,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

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对西部的开发建设 ,奏响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战斗到底的时代乐章。建设离不开资金 ,金融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城银行作为民国时期一家著名的私营银行 ,在西部艰难环境中 ,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 ,自身获利的同时 ,也为西部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贡献。

金城银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本贷款述评

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为扶助处于困境的小本农工商业及解决自身存款逐渐膨胀而放款不易的困难,在华资商业银行中较早从事小本贷款业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种带有救济性质的低利息而又覆盖面广的小本贷款在银行本身获益的同时,给城乡小本经营者带来了资金上的便利,促进了城乡小本农工商业的发展。这一业务的开辟和迅速发展显示出金城银行对自身调剂农工商业使命的重视,同时也昭示了银行业只有时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把业务的进行与社会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

金城银行是北洋时期重要的商业银行 ,与一般银行相比 ,其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比重大 ,是其重要的投资业务之一。它还是这一时期与铁路有关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参加者。金城在北洋时期的铁路放款投资活动对推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有贡献的 。

金城银行参加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华资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热潮中,金城银行是参与较早、成效颇为突出的一家。参加合办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是其与有关方面联合救济农村的一次有效的尝试。有关活动确实“于民生金融两有利益”,不仅给农村社会带来了若干新气象,而且也为金城本身的资金运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金城银行与北洋政局

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蓬勃发展,金城银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分析金城银行的幕后背景和其与北洋各派的复杂关系,揭示了金城银行与北洋政局的关系,其股权结构亦与北洋军阀各派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金城银行与周作民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为北五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联合五银行形成的集团)的支柱。它的创办与发展,与担任该行董事长和总经理达数十年之久的周作民的雄才大略及不断进取精神是分不开的。周作民系江苏淮安人,早年受到乡前辈罗振玉、刘铁云的薰陶和教育。1906年考取公费赴日留学,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1908年回国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交通银行担任司长、稽核等职务,与当时交通银行协理任振采、交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交谊深切。不久周遂成交通系干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实力增强。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5月。

重绘民国时期金城银行的历史轨迹--《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评介

刘永祥著《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以下简称《金城银行》），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作为中国近代民营银行个案的第一本研究专著，试图在整幅近代金融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坐标图中重绘金城银行的历史轨迹，并给予这种历史轨迹以客观、合理的评价。笔者仔细研读这本著作后，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早期发展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的一家主要私营银行。它创立于1917年,停业于1952年,存在达3年之久。在金城银行的发展史上,1917——1927年间,是其初步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5中,它的存款由1917年的404万元上升到1927年的3498万元,增加了8倍多;放款额由初期的378万元上升到1927年的3438万元,前后亦翻了9倍;10年间的纯益收入共计1065万元。

与民族工商业息息相关的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是民国时期控制华北金融的“北四行”之一,作为私人银行的领军者,金城银行一直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自己的职责,并积极付诸行动,在支持近代民族工商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重要私营银行之一,它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一向比较重视,尤其在投资方面,金城银行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金城银行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应予以积极的评价。

抗战时期金城银行的内迁及分支行处布局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突变,沿海滨江城市为敌占领,银行业不得不放弃了盘踞将近半世纪的口岸都市,而向内地迁移。金城银行也迅速做出应对,将银行内迁至重庆,在大后方广设分支行处,该行支行处的增设、布局与局部小金融网的建立对贯通内地金融脉络,活泼后方金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借签历史经验服务金融改革——金城银行(北方时期)经营管理史研究(一)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今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是进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而金融的改革是个重要方面,特别是银行部门是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之一。这就需要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指导方针深化金融改革,重要的是搞好金融的宏观调控,但深化银银行企业化经营是搞宏观调控的重要条件,要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搞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显得十分必要。这里刊登《借鉴历史经验,服务金融改革》一文,可供深化银行企业化经营的参考。金城银行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较完整的指导思想和经营管理方法,从办银行的指导思想,业务经营,人事管理等诸方面细腻而配套,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