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1075-1151)是高丽著名史家,见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三国史记》中他自述曾三次使宋。本文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前两次金富轼经海路入境后,曾乘船经大运河往返开封与宁波。最后一次高丽使团抵宁波后,因中原宋金战乱,开封失陷而被迫返回。此后,宋曾遣使高丽,试图说服高丽允许宋利用海路借道高丽攻金,以解救被金俘获的徽、钦二帝,但遭高丽拒绝而无果。

论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新儒学思想倾向

由金富轼主持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正史。从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视角看,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所应用的儒学思想综合地反映着高丽中期儒学所达到的水平。在《三国史记》中,既有汉唐儒学的影响,还有北宋时期勃兴的新儒学的影响。深入分析《三国史记》所反映的新儒学思想倾向,对于我们系统把握高丽中期儒学思想乃至朝鲜儒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朝鲜金富轼《百结先生传》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比较

朝鲜金富轼《百结先生传》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文学形式上同属传记,因此二文有许多相似之处:结构上均做到了首尾呼应,语言上精炼传神,句式上构思巧妙。二文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思想旨归不同,《五柳先生传》在思想意蕴上比《百结先生传》更为突出、深化。

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

金富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撰写者,其史学观层面丰富,其中,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文章认为,金富轼的历史观中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正统、渤海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史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而合理的。

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

本文认为 ,朝鲜半岛著名的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 ,虽然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同列于“海东”三国 ,进行平行载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势之必然 ,在情理之中 ,但其高句丽观在《高句丽本纪》最后的论赞中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诠释 :高句丽是中国的割据政权。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三国史记》的女性书写及文化意涵

《三国史记》为高丽王朝金富轼修撰的朝鲜半岛第一部官修正史,在东北亚古代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编纂虽受中国正史体例的影响,但书中未设后妃、列女传记,女性记事多附于男性记事。按照女性的活动场域,其家庭领域形象为母亲、妻子、女儿,社会公共领域形象为女王、女性巫者、参与政治活动的女性等。金富轼对于女性形象的选取塑造,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内建构,围绕着男性叙事展开,在女子为祸书写意识的指导下,强调女性家庭领域内的作用,对社会领域内的女性活动仅为客观陈述,由此建构起男权社会主导下的性别文化制度。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甄萱形象的对比研究

甄萱是朝鲜半岛后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其在军阀割据的朝鲜半岛建立了后百济政权。《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都是朝鲜半岛高丽时期著成的史书,其中《三国史记》为金富轼所著记载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官修正史,《三国遗事》为高丽僧侣一然继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作,收录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遗闻逸事。笔者在阅读两本史书中的后百济创建者甄萱传时,感觉二者对甄萱的描述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笔者将两本书中甄萱人生不同阶段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试对甄萱的个人形象和生平事迹进行更全面立体的评价。

《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论《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独特的创作原则

《三国史记》中包含着高涨的民族意识,并且贯穿于其创作原则之中,从而使《三国史记》与一般的汉文正史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这又恰恰是《三国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具有巨大价值的基础。人们读《金庾信传》时可以发现,金庾信这个形象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已经被神化,成为民族的象征。出于高扬民族意识的目的,编纂者给了他相当于国王的待遇,进行神化的描写。这样做尽管与汉文正史的创作原则不符,然而这正是这篇传记成功的所在。

唐人顾愔及其《新罗国记》考论

高丽王朝金富轼《三国史记》曾三次引用《新罗国记》,但皆误题作者为"唐令狐澄",而令狐澄并没有撰写过《新罗国记》,也没有条件撰写。考其致误原因,乃是金富轼误读宋人所编《绀珠集》所致。《新罗国记》是中国的第一部新罗使行录,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真正作者是顾愔。《新罗国记》散亡于南宋建立之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之间。考各书所引,可辑得佚文四则。顾愔生卒年不详,各书皆不载其家世与籍贯。经考证,知与大诗人顾况为从兄弟关系,是苏州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曾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其从弟顾况为作《送从兄使新罗》一诗。顾愔所任本官不可考(疑为"从事"一职),所知者是出使期间曾兼侍御史(一说"监察御史")一职。

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

本文主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借由分析《三国史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之十个概念,来试图阐明《三国史记》和其总编辑金富轼的儒家思想特质。由于《三国史记》是一部多层文献结构的典籍,本文借由关注不同文献层次之间的思想差别,试图厘清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的朝鲜思想之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其“儒家化”的过程。另外,也欲论证在《三国史记》中出现的诸种概念中总编辑金富轼最重视的概念是《孟子》的“仁义”思想。金富轼对“仁义”的重视,不但在于主张其重要,更如“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一句所展现的——即使按理是用作提倡“德”重要性的一句话,也能转换成提倡“仁义”重要性之内容。金富轼对历代国君的治绩功过的判定,取决于他认为国君们能否实践“仁义”原则。

谶纬思想的“天意”和孟子思想的“仁义”: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的双层思想结构

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关注思想多层结构的内容,试图阐明《三国史记》的政治思想特质。主要针对以下三个主题作探讨:《三国史记》的作者们(高丽史官和金富轼本人)通过何种概念和术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三国史记》政治论述的两种主导思想,即谶纬思想和仁义思想;上述两种思想如何影响《三国史记》的文献构造及其阐述思想的方式。试图证实《三国史记》的论述内容是基于谶纬思想和仁义论的双层结构,而两种思想并存的事实可证实《三国史记》经过高丽王朝初期和金富轼时期这两阶段的编辑过程。金富轼在重新编纂现本《三国史记》之际,将原来以灾异等“天意”支配三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以某一个国君或朝臣是否有(违)“仁义”的角度,以此重述历史事件的成败。“仁义”这个德目在此不但被看作高丽统治层最需要实现的政治(和伦理)理想,更提升为支配太古以来整段朝鲜历史的法则。

“反民族”论述,还是“虚构故事”合集?——20世纪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研究综述

《三国史记》为高丽王朝时金富轼编纂、在现存的朝鲜历史书籍中最早的正史,然而几乎没有其他史书像《三国史记》一样遭受到如此相反的评价。鉴于此,本文作为推进《三国史记》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的基础研究之一,将回顾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在20世纪对于《三国史记》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厘清过去主要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论点以及留下的一些问题。若将两国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的研究主要在朝鲜民族主义史观的价值观下评断其价值的倾向,故衍生了“金富轼=事大主义”一说;而日本的研究则墨守实证主义的文献研究,故得出了“上代虚构论”的见解。只是在1970年后的相关研究中,韩日学者均指向于克服此两者观点的问题意识上展开。

正本清源、继往开来——杨军著《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评介

2013年11月,杨军教授的《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共12章,25万余字。此书是作者多年来在古朝鲜和高句丽研究领域的史源学研究之作,其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开拓性和奠基性值得称道。《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是中国学者对朝鲜王朝时期史籍考辨的第一部力作。全书主要围绕《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等朝鲜王朝官修史书.

论《三国史记》的儒家思想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主要内容,这些儒家思想在《三国史记》中都有相应体现,是《三国史记》的重要思想观点,体现了《三国史记》的儒家思想特点。

高丽前期骈体文与古文的对立

高丽前期,《文选》和遣唐留学生带回的晚唐文风影响还未散去,加之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历代好文之主的文学奖励政策,雕章琢句的文风盛行,骈文大行其道。同时,从高丽建国开始,重视儒家经典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使得在骈文盛行的高丽前期,古文依旧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金黄元、金富轼等杰出的古文家,从而形成了古文与骈文对立并存的局面。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论解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迄今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正史,作者充分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方法,有纪、表、志、传,其中"史论"31则,名为"论曰",穿插于正文之中。本文着重探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7则史论,通过对其详细解析,旨在揭示金富轼的儒家思想观念。

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以唐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9世纪初叶,新罗人张保皋入唐担当武宁军小将,后来返回新罗,被新罗王委任为清海镇海洋大使。张保皋利用9世纪后东亚三国民间旺盛的贸易,将山东半岛登州,以及新罗莞岛作为根据地(特别是登州赤山浦海湾一带),开始了横跨黄海,遍及唐朝、新罗、日本三国波澜壮阔的海洋活动。他的事迹引起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兴趣,撰有《张保皋、郑年传》,以至于成为欧阳修撰修《新唐书》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