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西藏格鲁派势力在乾隆朝瞻对事件及金川战役中的态度与立场

乾隆年间,在瞻对和金川两地先后发生了由夹坝事件和土司之间争夺地盘而引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影响极为深远。在清政府调整其在西藏实施的政教分离政策并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大背景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格鲁派势力对两地发生的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清政府治藏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得到显现。

论乾隆朝金川战役对清政府的影响

乾隆朝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所推崇的"十全武功"中的两次。这两次战役,对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每一个方面均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战争的两面性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清乾隆年间第二次金川战役若干问题探析

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争,清军之所以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主要是由于清军在思想认识、财政实力、武器装备及战术上具备了明显优势。之所以付出惨重的代价,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和民族因素所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造成了经济上、环境上的损失,却从根本上推动了该地区政治和社会的进步。

木坪土司在乾隆朝金川战役中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役是乾隆朝历时最长、靡费最巨、损兵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也对清政府、嘉绒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作为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木坪土司,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则是本文试图剖析的问题。

论乾隆时期金川战役及对西南嘉绒地区的影响

被乾隆称为"十全武功"之首的两次金川战役是乾隆年间发生的耗时最长、耗银最多的平叛战争,对大小金川的两次用兵,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地区而言,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但是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为嘉绒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新探——以《庚复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由于战局不利,清廷从全国各省调集八万余人出征金川,其中就包括陕西兴安州的士兵。清代理学家胡具庆自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十四年(1749)任陕西兴安州石泉县知县,而他所撰写的《庚复日记》逐日记载了他为兴安州出征官兵筹备军事物资的详情。从胡具庆为陕西兴安州出征军队筹备物资的过程中,可以窥见清军在金川战役中受挫的内在原因。

清代两金川地区嘉绒藏族女性盛装考析

两金川地区嘉绒藏族至今保留的80余套清代女性盛装,是研究传统民族服饰嬗变的珍贵物证。以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役为时间点,通过文献查阅、田野访谈等综合调研,对丹巴、小金、金川一带女性盛装样本的形制与装饰艺术特征进行解析,探寻其服饰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势态。研究发现,其服饰嬗变主要受神山地缘文化和清廷“招安政策”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尊重民族性格,溯正历史成因,接纳杂多现象”的传承创新思路。

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

第二次金川战役前乃至战役爆发后一段时间内,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存在的苯教(Bonpo)信仰仅有十分模糊的认识。随着战争的进行,乾隆君臣对当地宗教有一个从“喇嘛教”到“红教”、由“红教”到“奔布尔教”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两次金川战役中清廷作战方略与善后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梳理。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清代战时社会——以战时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朝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在川主持教务的巴黎外方会神甫李安德将其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罕见的清人战时生活图景,从中不仅能够一窥战争对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亦可从战时广为传播的流言中了解清代下层民众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想法。

关于阿坝嘉绒地区苯教改宗问题研究——以金川县广法寺为例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强大,经常侵扰邻近土司,使得各土司之间攻伐不断。清政府在调解震慑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对大小金川地区发动了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对该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在宗教改革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是"废苯兴黄"的政策,主要是在该地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禁止苯教继续传播。

乾隆十三年再检讨——常平仓政策改革和国家利益权衡

本论文试图对乾隆十三年的米价大论战进行再检讨,指出朝廷将米价上涨归咎于常平仓储备的扩大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1748年8月乾隆帝决定每省常平仓定额“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亦非各省督抚一致同意的反映。而且,这一不加选择的命令之粗率也使读者怀疑朝廷可能另有用意。如果仔细阅读1749年1月建议将全国仓储总额定为3379万石的报告,不难发现其作者并不拒绝寻找机会节省资金。这些财政上的考虑很可能跟第一次金川战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