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神话: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金惠敏教授访谈

邹赞（以下简称“邹”）：金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本次学术访谈。2006年初，我有幸读到您的专著《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后来又陆续读到您对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马克·波斯特和托尼·本内特等人的访谈，最近您又出版了《积极受众论一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可以说，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哲学——金惠敏文化研究思想述略

金惠敏以后形而上学的德国解释学和法国后结构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在古今中西的理论场域中辗转腾挪,深入回应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主题,敏锐而独到地提出了后儒学转向、后结构老庄、媒介的文学美学后果、积极受众论、文化与自然新关系、麦克卢汉再阐释、全球对话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其旨趣主要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建主体与他者间的文化对话。金惠敏的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哲学品格,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

重估“文学生死问题”——以米勒、金惠敏和童庆炳的相关讨论为例

世纪之交,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引起了一场有关"文学生死问题"的大讨论,其中童庆炳和金惠敏等学者的观点颇有代表性。童庆炳坚信:"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金惠敏认为:"执着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像20世纪初面向劳工大众的白话新文学兴起而造成传统的古典文学走向衰亡一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印刷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也必将走向衰亡。当然,文字文本形式的"文学衰亡"或许只是在超文本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背景下其生存状态的改变,而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是否也会随着网络超文本的出现而走向消亡?这个问题或许要留给明天的文学史家来解答。

媒介帝国主文与文学的当前危机——读金惠敏《媒介的后果》

《媒介的后果》一书的写作缘起于国内学界对米勒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误读”。对该问题的学案清理工作将该书作者的思考不自觉引向对问题本身,即媒介时代文学命运的系统思考。依作者见解,文学的“本质”可被界定为“距离”、“深度”、“地域性”几个“文学的生命要素”,这些生命要素在媒介帝国化语境中变异为“趋零距离”、“图像增殖”、“球域化”。这种变化对文学命运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或者说是生死攸关的。就整体学术意义而言,该书得到国际同行的诸多赞誉,被称为媒介与文学关系探讨方面的“筚路蓝缕之作”。当然,本书中个别问题也值得商榷。

受众理论研究的困境与突围——评金惠敏《积极受众论》

金惠敏将"弗洛伊德"与"日常生活"的理念,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提出"积极受众"的概念;在方法论上,他将"积极受众"置于现象学的视域下进行理论还原,突破"积极受众"在社会学上的理论局限,克服了阐释过程中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单一的宏大叙事的模式必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相联系,走出符号化的话语模式,内化到个体的生命之中。

“现实文化”与“文化星丛共同体”——浅论金惠敏文化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性概念

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将全球化发展的固有矛盾做了急剧的放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将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各文化关系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本文以金惠敏的“现实文化”与“文化星丛共同体”两个概念为切入点,冀望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讨论国际文化间的关系。虽然“现实文化”与“文化星丛共同体”中对象文化的角色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有共同的价值底色与不同面向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也正确认识其他文化。

不可“根除”的形而上学需求——兼评金惠敏的《意志与超越》

读叔本华对于我已经是第三度。80年代中期,在存在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席卷大学校园的气氛中,不到20岁的我曾忘情地钻研他那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且以相契于他的狂妄与自信,在一个炎热的夏季竟写下二、三万字的关于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文字。二度对叔本华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彼时我的学术兴趣已转移并固定在佛教思想史方面,我至今弄不明白。

作为问题和方法的“全球对话主义”——评金惠敏的《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

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最显著的话题，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和言论在汉语学界同样炙热。根据旅美学者刘康的观点，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更进一步，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把握其内涵。

文化研究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序金惠敏教授《积极受众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对媒介研究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和引领性的贡献，它将媒介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赋予其批判的和矫正的功能。从这方面看，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著作举足轻重。追随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莫利将分析思考与经验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一个社会学的和矫正性的接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莫利的研究成果对于开展媒介世界的质性民族志勘察，

金惠敏：已然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未然性

在90年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界争论最激烈的三大主题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般被认为没有根基——它是外来的，且是新近出现的，因而对于我们又是陌生的，它所遭到的质疑和抵制远远超过了前两者。

什么是“间在论”?——论金惠敏对当代对话理论的新发展

对话研究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话题之一,出现了主体间性、交往理性、阐释学、间距论、间性论等重要成果。今天,时代核心问题主要是中西关系与中国发展,特别在全球化复杂语境下,需要新的对话理论相适应。金惠敏联系思想史内在逻辑提出了间在论,这是一个更具综合性、超越性和时代阐释力的对话理论。间在论核心在反思“在”(Being)的问题,“在”如何本真出显,需要处理好与他“在”的“间”(Inter)性关系,也即双方均需置身“世”间,既要防止走向列维纳斯等所谓绝对差异化的“在”世方式,也要提防后殖民理论所提醒的帝国主义同一化和他者化的“在”世方式,由此成为“间在”(Inter-being)。同在世“间”,“在”如何相“间”?这就需要将偏观念性而乏实在性的胡塞尔式“主体”更易为巴赫金、梅洛-庞蒂等理论辩证合成的“个体”,此个体是有血有肉的“在”,既具独一性,又具对话性。间在论综合了德法的差异和对话理论传统,成为一种新的观世方式和阐释学。

金惠敏达成500胜

10月9日,在韩国棋院围棋TV演播室进行的第25届夏林杯韩国职业女子国手战首场半决赛中,金惠敏九段执黑中盘胜吴侑珍七段,率先打入决赛,同时也成为第4位达成职业生涯500胜(476败)的女棋手。1986年9月出生的金惠敏于1999年10月入段,2013年3月获得第18届女子国手战冠军,2014年在第4届黄龙士双登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上取得5连胜.

全球对话主义及其维度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最显著的话题，但在其研究思路和具体操作层面却仍然没有跳出“全球化”与“民族化”的逻辑框架和相互界定的格局。于是，“全球化”不仅难以推进，甚至会重回老路。适逢其时，金惠敏的研究另辟蹊径，首先找寻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全球化研究一直就缺乏哲学的介入”，

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这是文化研究学者一再关心和探讨的问题。由虞建华、金惠敏主编的《文化研究新议程：财产、审美化与全球化》（下文简称《新议程》）一书对此做出了新的回答。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来自于“财产、审美化与全球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编撰者以精辟独到的眼光，挑选其中的优秀论文并加以补充，结集而成。

重申基本常识:文学理论须有文学之用——也谈“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2004年,《中华读书报》以《文学理论死了?》为专题,刊发了高建平、金惠敏和刘方喜三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其中,金惠敏指出了一条让文学理论获得“大解放”的路径: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且让其“帝国化”,成为一种“元文学”(1)。其后,断断续续,他还发表了系列文章,继续推广这一主张。在新冠疫情反弹的2020年年末,他还组织了一次线上会议,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旋即,他又在《贵州社会科学》主持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