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文研究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金文研究兴起于宋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重建礼制的需要、宽松的文化政策、疑古创新思潮的盛行,为金文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是金文研究得以展开的先决条件。《说文》的校正、刊布与流传、古文字的整理与辑录、《三礼图》的编修及法帖研究的兴盛,为金文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雕版印刷术和拓墨技术的广泛使用,为铭文摹本的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论宋代金文研究的发展与演进

根据两宋金文研究活动、产生的代表作品和取得的成就等,可将宋代金文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发生阶段、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深入细化阶段。仁宗嘉祐以后开始了对金石器物的广泛搜求和初步的整理研究,代表著作是欧阳修的《集古录》。神宗元丰以后,私人搜求和著录器物仍是金文研究的主要形式,代表著作是李公麟和吕大临的两种《考古图》。进入徽宗朝,官府开始编修金文著作,代表作是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初,就现有的材料继续进行编集、著录和考释,使得金文研究走向深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发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

金文研究的助推器——评新出版的《金文引得》

《金文引得》的面世填补了国内外金文索引工具书方面的一个空白。其规模之大 ,收罗之全 ,目前尚无出其右者。同时 ,《引得》在辞书编纂史上也有突破性的贡献。通过合理编排 ,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语境的检索系统 ,以字为单位 ,由字可以索句 ,由句可以得篇 ,将所有商周铜器铭文集中起来 ,成为第一部字、词、句、篇靡有所遗的工具书。读者检用极便。可谓是金文研究的助推器。

金文研究分期述要

金文研究萌芽于两汉,形成于两宋,成熟于晚清,鼎盛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各阶段的金文研究,逐步推进,不断丰富,在研究成果的内容、形式、数量、质量和研究的方法、侧重点等各方面,时有变化、补充、完善。今后的金文研究,唯有在全面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益弥补,开拓创新,才能避免简单重复,取得新的成绩。

百年金文研究之思考——以金文所见西周门朝制度为例

包括金文在内的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金文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要充分发掘金文史料的学术价值,须注意制度先行的问题,即在传统文献构建的商周制度的框架下,讨论金文与商周史的诸问题。本文以小盂鼎、鼎为例,结合传统文献所记相关制度,讨论了二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的"门制":小盂鼎铭文所记为宗庙献俘礼,铭文中关于"门"的记述关乎西周宗庙门制,应与门朝制度无涉;鼎所记王宫门制则印证了传统文献记载的周天子"五门三朝"的制度。通过上述二鼎铭所见西周制度与文献所记相关制度的比较,希望对金文与商周史的研究有所启益。

通方知类 承先启后——王国维金文古史研究综论

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经史之学,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论著不仅能继承前人既有成果,而尤能开拓新的学术区宇,在学术范式转移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就金文古史研究而言,王氏虽未有专著面世,但其以突出的问题意识所作有类于专题性研究散见于相关论著中,若就此作系统的梳理,可见其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及对此后相关研究的深远影响。

春秋金文研究综述

春秋金文是历史上春秋时期列国诸侯及卿大夫铸造于青铜礼器、乐器及兵器上的文字,其使用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将近三百年。从整齐规整的西周金文演变为异形严重的战国文字，春秋金文是此间重要的过渡时期的文字。对历时近三百年的春秋金文进行断代研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对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发展古文字理论以及金文的考释及正确描写汉字发展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郭沫若金文古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本文从考据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两方面,对郭沫若运用金文资料探索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与局限试作述评,以窥其古史研究之一斑。

杨树达金文研究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金文自汉代就受到关注,两宋时期,有学者开始著录和考释金文,清代的金文研究已成为时尚,晚清的金文研究进入颠峰期,内容涉及到著录、考释、以金文证史等方面,并且已成熟地运用"对照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杨树达的金文研究对前人有所继承,有所发展,一是研究内容的继承和发展,一是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读《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

叶正渤先生的《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有许多独到见解。该书选取四十几件有王年记载的标准器以及所谓的准标准器铭文,结合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主要从历法方面进行历史断代,推算出若干既是标准器同时又是纪年铭文所记年月的相对和绝对的历法数据(月首干支)。这些数据可以作为铜器铭文历史断代的坐标来使用。叶教授在对西周标准器铭文进行考释的过程中严谨、科学,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在学术研究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金文语法研究新突破——读《西周金文语序研究》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应该说已是成果颇丰，基于传世文献语料的研究尤其如此。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某些方面的研究依然明显不足，成为制约整个先秦汉语研究的薄弱环节。比如，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语法研究，上古汉语的语序研究。对于被孔子称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语言开展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其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周距今两千七百多年，文献流传而未有变形失真者，大宗的当首推钟鼎彝器款识。

金文考释四则

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重视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是金文研究的优良传统。殷周金文在古文字学、上古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收录金文数量最多、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无疑是《殷周金文集成》。该书共十八册,收录青铜器铭文11983器。该书出版后,又新出土了一批宝贵的殷周铜器铭文,涉及宗周王室、列国王室的世系、职官、礼制以及殷周古族等诸多方面内容。近年来本人搜集整理了新出土青铜器铭文成《新出殷周金文集成》一编,共得铭文1517器,其中有许多重器如晋侯苏钟、子犯编钟、吴虎鼎、史密簋、逨盘等,并就部分字词作了考释。

商周金文字形的一次全面整理——读董莲池《新金文编》

董莲池的《新金文编》广泛吸收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对商周金文字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其收录字形标准客观,保存了珍贵的古文字原形体;在编排上也富有创新,便于使用者查考相关信息。该书的出版对于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以及书法艺术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重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刘正教授在此文中首先指出了金文研究在郭老的旅日中国古代史研究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他把郭老定位为“是20世纪继王国维先生之后一位集甲骨学、彝铭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于一身的大师级金文学家”这一角色上。他先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形成的历史过程。按照他的考证，此书原本名为《金文辞通释》，是为了与《卜辞通释》相呼应而来。直到1931年9月9日，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郭老才将书名最后定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其后经过整理和补充。又增加铜器图录，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而1935年8月郭老写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之后，实质上等于《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的作废。解放后，郭老将上述诸书重新加以编定，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线装影印手稿出版。刘正教授对此书版本的考证。内容详细，而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蒋维崧:银行人事干部与金文书法大家

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由于其对研究者的学问与素养要求极高,故历来金文研究属于小众领域。自清代碑学兴起以来,虽涌现出不少篆隶大家,如伊秉绶、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罗振玉等,但其中真正推动金文发展且得到世人认可的书家并不多,惟有吴昌硕、罗振玉和蒋维崧等三人。蒋维崧也是当代山东书法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徵稿啓事及文稿體例要求

本刊專門刊發出土文獻研究的論文,尊重學術自由,鼓勵學術爭鳴。設有甲骨金文研究、簡帛研究、石刻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學術動態、書評、研究綜述等欄目。本刊一年出版兩期,分別在7月和12月左右出版。

金文族徽研究领域的可喜成果

见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从宋代金石学兴起伊始即受到学人关注，搜集、著录、研究代不乏人。关于这类铭刻的性质，学界说法很多。氏族说、姓氏说、图画说、文字画说……不一而足。至1931年郭沫若发表《殷彝图形文字之一解》提出族徽说，倍受推崇，几成学界共识。然细究起来，其中仍有许多认识远未统一，例如这类铭刻究竟是不是文字，其含义是什么、都包含哪些内容，所谓复合族徽究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合署还是族氏分衍的反映等，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类铭刻愈益受到大家的重视，于是将其从一般金文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项，便成为目前研究的趋势。我们看到，王长丰博士的《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学位论文书稿，即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活跃和深入。

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伟大意义——为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而作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本文以一百年来中外学者对甲骨文的集、发掘、著录、研究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的事实为依据，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论述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对古文字学和汉语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