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金明馆之古典与今典

围绕陈寅恪先生失明一事,试图从他的书斋名及著述中寻求其心路历程。陈寅恪先生失明后聊以自慰的是之前已经成书的两部著作,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强调这两部书都与金明馆有莫大关系。"金明馆"取自《铁围山丛谈》中的一段记载,其中所记相关失明事件成为金明馆的古典出处,而陈寅恪先生的失明则是今典。

中国古代题壁书法散论

墙壁成为书法的载体,与道教的符箓行为应有一定的关联。宗教的传播,也多倚之为工具,如壁画之于佛教。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天师道与书法艺术关系密切,天师道世家书法世代相传,所以当时的能书世家多为奉道之家(《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道教徒通过书写符箓,增强其宗教气氛,而文字符号的神秘化本身也是艺术化的过程。道教徒择取神秘色彩浓郁的文字书写于壁,这比伏案书写的方式更具表演性和舞台效果,有助于宗教的传播,所谓'人神接对,手笔粲然'(《魏书·释老志》)。这种带有舞台演出性质的活动,人神合一,使尘世之人恍若绝尘,不知不觉间心灵得以升华。所以说,中国古代题壁文化及书法艺术的起源都与早期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写经与画符是道教徒的基本功。

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

陈寅恪先生说过,“(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段话对于研究古代文艺理论大有指导作用。两汉的社会思潮,以儒家和阴阳家思想为主干。魏晋以后,玄学与佛学代兴,而玄学大体属道家范畴。有关艺术创作理论的发达,正是在魏晋以后,势必要反映时代的这一特性。《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一类望文生解的谬误,如见到“神理”,就说是鬼神观念;见到“道心”,又说是宋儒“文以载道”论之祖。

栏目解说:文本·教义·教史·信众——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内外相济

近代以来的宗教研究,大体分属教内教外两界。由于各自有所偏重和主张,要想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十分难得。梁漱溟、梁启超开始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佛学（梁漱溟主讲的印度哲学,其实仍是佛学）,当真正懂行的钢和泰来后,显示由不同文字的文本比较探求经典本义的东方学正途,两人自知不能继续望文生义地瞎猜附会,只好放弃或退出。而能够得到僧俗两界认可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宗教研究,主要在教史和文本方面,基本不及教义。

评介许总《宋诗史》

安徽桐城人许总(1954年生),曾撰《杜诗学发微》,新著《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乃首部宋诗通史,将宋诗分6段,每编评论一段。《引论》指出宋代充满屈辱,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恪考对对子的真相

长期以来,语文界流行陈寅恪以对对子做大学入学试题的故事。近读陈寅恪幼女陈美延编定的《陈寅恪集》,发现陈寅恪自己的讲述与传说有一定距离,兹简述如下：首先,陈寅恪所出考题并非仅是对对子。

《宋史职官志考正序》的题目与落款辨析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这段评述频频被征引于各种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当中,影响极为深远。该文系出自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之序(以下简称“陈序”),①后被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下简称“陈集”),题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2005年,《邓广铭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书中亦转载此序,以示对这段学林掌故的纪念。

敦煌学与故宫学比较、回顾及展望

今年是《敦煌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上距一九〇〇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已一百二十三年,而距离一九三0年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参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该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壹本第贰分二九三〇年〉,后收录于《金明馆丛稿二编》。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评介

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对于如何认识今天中国的边疆安全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一书,它是段金生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正如马大正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这是目前学术界明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首部较系统的学术著作＂,此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1.作者基于＂了解之同情＂的历史认识观,建立起本书关于＂边政＂的概念。

陈寅恪先生政治史研究的特色——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札记

对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的渊源、成就、特色以及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对陈先生重视政治史研究的史学特色,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拟以万绳楠先生所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当年授课的记录——《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为例,谈谈这一问题。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教授的教授"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聘请了四大导师,其中有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众望所归。唯独第四位的陈寅恪,当时并不为世人所知。提名陈寅恪的是梁启超,为此他还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舌战。曹云祥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

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

陈寅恪的博学是广为人知的。但他的学术受到了哪些古今中外文化的影响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俞大维在悼念陈先生的文字里对此作出过很有价值的评论,但终究不是详细的评说。而陈先生本人的个性也给后人了解他的思想学术资源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