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离中的鉴藏:从《金石录》看赵明诚与李清照的鉴藏观

经历金人入侵与靖康之难时,北宋热衷于鉴藏的文士不断从原有的文物中精挑细选,舍离了大部分藏品,带着少数文物南渡。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抉择和无奈,至关重要的抉择标准,含藏着人类在巨大生存困境面前真正的想望与价值观,而各种现实境遇又使得选择的准则不尽然能够实现,这促使他们对生命与文物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包含物质有限的存在范围、文物传承的目的,以及人类真正需要传递给下一代的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哪些精神事物。本文从《金石录》来探讨赵明诚及李清照夫妇的鉴藏观,探讨他们在两宋之际,以有限人生全心投入鉴藏、遭遇乱离,中间对于文物割舍次序的转变,以及当外在因素使得他们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与文物时,他们最后力求守护的精神内涵。

碑刻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以《金石录》和《集古录》为例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些文献中,碑刻文献作为一种以石头为载体的特殊文献,为研究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经学、宗教学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一般除少数伪造者外,多是第一手资料,不像史书经过传抄刊刻而多有脱沩,故而夙为历代研治史学者所珍视.从北宋起,碑刻考据学作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而迅速崛起,正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石刻文字的专著--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下及清代,金石学大盛,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都成为清代金石学上的巨著.而在金石学研究史上,<金石录>和<集古录>是开创性的著作,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故而金石学也被称为"欧赵之学".

从《金石录》的一则题跋推测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的开凿者与开凿时代

本文通过《金石录》的一则题跋——《后魏化政寺石窟铭》中提到的泾州刺史杞嶷(抱嶷)开凿石窟的记录,推测今天甘肃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很可能就是抱嶷所开凿者。并进一步根据《魏书.抱嶷传》推测王母宫石窟的开凿年代为太和十九年(495)前后,从而认为王母宫石窟是今天陇东地区时代最早的石窟。

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辨正——兼考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生平

《金石录》三十卷,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的金石碑刻专著,现存宋刻本两部,一为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初刻本;一为据龙舒郡斋刻板修补重印本,存十卷。因宋刻足本元、明、清三代不显于世,残宋本遂为明清多位著名藏书家视作稀世珍籍相继递藏。文章通过考证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的生平,纠正了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中的一处叙述失误。

张维与《陇右金石录》——《陇右金石录》校点序例

张维,字鸿汀,是甘肃在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从辛亥革命前后至上世纪20年代末,抱着革新政治的理想积极从事各项活动。在30年代几次挫折之后,转向学术研究,在陇右史地与文献研究方面留下大量论著。40年代编成《陇右金石录》十卷,后又陆续编成《校补》与《补》,删除误收,调整朝代误置篇目,增收新搜集到篇目。所录文字时有与原文不合者,多为将原文俗字、罕见字改为正体字、通用字,避讳也改为正字,并改正了原碑文中一些错用之字词,因民间作碑者有的水平不高,故时有错讹。鸿汀先生的做法为地方文献的整理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经验。

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跋

本文涉及的问题,一是张维及其著述《陇右金石录》,二是夏鼐与向达诸人的西北之行,其三则为夏鼐补正《陇右金石录》的内容旨趣,以之追述近代西北学术史上的一段往事,探讨先辈学者的治学之道。

上下求索内外兼修:武威金石学之典范——《凉州金石录》述评

武威古称凉州、姑臧,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素有“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之美誉。武威金石承载着凉州厚重的历史积淀,自宋代《金石录》以来,武威金石就成为金石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国家建设发展和文化日益繁荣,武威地区新见石刻屡出,旧存金石亦亟需重新整理保护。

曾巩《金石录》编撰思想述略

曾巩所集《金石录》五百卷虽已散佚,但通过他留下的十四首金石录跋尾却可略窥其《金石录》的编撰思想。其编撰目的是载录史料;编撰方法是考定补正;编撰态度是严谨认真;编撰作用是传道说理。

宋代金石学的双璧——《集古录》、《金石录》比较论

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是宋代金石学的两部代表作,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它们有几个共同点:1、呕心沥血之作;2、证经订史之作;3、考信求实之作;4、引古筹今之作;5、传世经典之作。欧阳修、赵明诚为金石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金石录〉后序》中两处文字的重新解读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两处文字长期被误读 :“余意甚恶”和“彼戟手遥应曰”。其实“戟手”是骂人的动作。这并非李清照用词错误。赵明诚在江宁知府任内的“缒城宵遁”事件 ,使李清照深感失望。因此 ,正确的解读是 :“余意其恶”的“恶”字就该被注音为“w敶” ,解释为“讨厌” ;而赵明诚也明白李清照的讥讽之意 ,故而才会有“戟手遥应”

读《武威金石录》札记

《武威金石录》的出版对研究武威市的历史文化乃至西北史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在阅读该书金石录隋唐部分释文时,发现了一些不足和错误,本文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该书的学术价值。

《金石录》版本源流考

文章考述了《金石录》的版本及其源流 ,以供版本研究者和金石考古者参考。

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看中国文人的收藏情结

通过对中国文士知识结构的分析,认为文人大多有收藏情结,而《金石录后序》使笔者从中对文人的收藏情结多有感悟,了解到文人收藏大概有如下几个特点:痴、博、耐、厚。另外李清照在这篇后序中对文人收藏的动机也有所阐述:文人收藏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修身养性,愉悦性情。

李清照的隐性抗争——《〈金石录〉后序》症候式分析

《〈金石录〉后序》自南宋以来,即被视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同志"的佐证,这可能是一种误读。采用症候式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李清照此序的某些语词和叙事显示了意识深处对赵明诚的不满和责备,并对中国古代男性文化价值观表达了隐性的抗争。

从《金石录后序》看女性自传文学的书写特质

《金石录后序》[1]是李清照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本文以《金石录》成书的过程为线索,以女性特有的审美感受,书写了作者超然于物外的艺术追求和世事无常的生命体验,及身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的精神品格。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写作年代考辨

《金石录后序》既是李清照为《金石录》所作的后序,同时也被视为李氏的一部自传。该文在研究李氏的生平等诸多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意义。但该文的写作年代,至今学界未有定论。李氏在文末记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然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却与文中其他诸处交代相抵触,不足信。洪迈《容斋四笔》卷五载"赵德甫《金石录》"条,谓《后序》为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作;今人观点也多认为该文写作年代为绍兴四年。其实绍兴二年说与绍兴四年说均不正确,值得商榷,《后序》的写作年代应为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

《金石录》的文献价值

赵明诚的《金石录》成书于金石学发展成专学的宋代。作为一部有深远影响的钟鼎碑刻铭文集录和考证著作,《金石录》集中体现了赵明诚的学识和治学的方法。他通过互相比勘,细致寻绎,纠正了前贤和史书的一些谬误,补充了许多史籍并未记载的内容,丰富了文献的内容,保存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为后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和便利条件。

从《金石录后序》谈李清照的文献观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在历经家庭变故、世道兴衰之后的感怀悼念之作。历来学界多从文学评论角度对《后序》进行研究阐述。而本文从文献学角度出发,提出了李清照的藏本意识与北宋金石市场的兴起密切相关,李清照在这股收藏金石、善本的"狂热"浪潮中,始终保持其冷静的审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此乃宋代金石学走入自觉阶段之内在动因,而赵、李二人对于金石文献和传世典籍的复杂态度反映了北宋时期疑古思想的内在演变理路。

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补校一则

关陇本为文物渊薮,金石遗迹,随地而出。张维历二十余年辛勤采集,广泛收录了上古至明陇右发现的碑石、摩崖、钱币、铜镜等,共计1303块,辑成《陇右金石录》这部煌煌巨制。张维(1889—1950),字维之,别号鸿汀,今临洮人。宣统己酉科(1909)甘肃拔贡,授职学部书记官。民国后,曾任甘肃政务厅厅长、甘凉道尹等职。治学多在方志学、金石学、西北地方史等,著述颇丰。《陇右金石录》凡十卷,卷一辑自上古至隋,卷二为唐宋(上),卷四为宋(下)西夏:卷五为金元:卷六至卷十为明。前有《自序》,详细叙述撰写该书的缘由和准则;后有《校补》,书成的第二年,即1940年2月20日,日军空袭兰州,使其所居兰州东城寸云草堂之金石拓片化为灰烬,于是他又据新近所获材料修订原稿,增录《兰州重修水利记》等碑35块,对已收而删录者、清碑误明碑而删去者、宋造像误入明目者等,加之续得碑碣及文字可以证误补遗者,别为《校补》,附于原稿之后。该书收集广博,考据精审。所录碑石,除了载录碑文外,都详加按语,考证史实,并注明存佚。是书刊行后,颇为海内学人称道。顾颉刚先生谓此书"博大精通,确后学之所必需"。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将此书和《陇右方志录》列为国际交换书籍。因承印时,正值抗战,印刷困难,拓片两册共五百余帖未能付印,实属憾事。《陇右金石录》成书于1939年,最早有1944年兰州印本,即由甘肃省地方文献征集会刊印问世。后有1977年台湾影印本,即由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刊印《石刻史料新编》时,将它编入第一辑第21册,1982年又加以重印。该书今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吴坚主编,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出版,见第181～183册。

《金石录》汉巴官铁量铭注者考辨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汉巴官铁最铭”注云：此盆色类丹砂。鲁直石刻云：“其一曰秦刀，巴官三百五十戊，永平七年第二十七酉。”余绍兴庚午岁亲见之，今在巫山县治，韩晖仲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