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优金融结构的动态特征研究——基于技术水平升级的考察角度

新结构金融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推论是与技术水平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其中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适合低风险技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适合高风险技术。为验证该推论,依据2001~2016年中国跨省面板数据,采用分组检验、门槛识别与调节效应等方法,考察两种类型金融体系在不同技术水平下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当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高)层次时,只有银行业(证券市场)能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递减,最终失去经济增长效应;证券市场则存在递增效应,在低技术区间内会抑制经济增长,高于50分位后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新结构金融学的"金融与技术水平的最优结构匹配"及相关议题提供了逻辑直接的经验证据,可为解决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金融服务与实体需求不匹配"问题提供借鉴。

“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切入点,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嵌入程度的提高,但对嵌入位置的积极影响在高金融发展程度国家才得以发挥,最优金融结构的效率提升机制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而风险分散机制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经济增长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程度,并在OECD绿色增长战略框架下,运用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提高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度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度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通过内生性处理表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度的提高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影响程度方面呈现差异;而在经济包容程度不同的地区,提高金融结构创新水平匹配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也不同。

“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如何使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通过残差比较法构建“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海关贸易企业匹配的大样本微观数据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越高,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越强,金融结构越需由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且越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优化“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主要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出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传导途径推动产品质量提升;“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对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规模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高技术、低技术和小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显著;随着产品质量水平提升,“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匹配度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逐渐减弱,且存在双门槛值0.4984和0.5934。同时发现,我国应由单纯金融规模扩张逐渐转变到基于技术创新提升金融结构实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目标。

金融—劳动力的结构匹配与产业结构升级

硅谷和班加罗尔高新产业园区的经验表明,风险性资本符合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金融需求,稳健性贷款符合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金融需求,金融与劳动力在结构上相互匹配能够很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新结构金融学的金融与要素禀赋相匹配原则,运用社会学的排序匹配法,将2005-2018年间我国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排序相减来构建匹配度指标,进而对匹配度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匹配度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正相关,即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与高技能劳动力、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匹配均能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形态演变以及减小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间的偏离;(2)金融—劳动力结构差距与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成“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匹配状态使产业结构升级效率达到最大;(3)作用机制方面,匹配度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与劳动力结构匹配问题的探讨,拓展了产业结构的研究边界,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和思路参考。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调整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旋律,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国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并以2001—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中国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作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通过显著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而相对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这一影响作用更加明显。

“金融—产业结构”匹配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指标,实证分析我国"金融-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调整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整体上适配,但与高度协调发展相比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金融-产业结构"耦合度的提升能显著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与不同金融子行业间具有的差异化经济协同效应,或可成为降低负向空间溢出影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构建金融、产业协调发展新格局,多维度深化金融资源供给,提升"金融-产业结构"区域辐射功能。

金融结构—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与创新

借鉴新结构经济学金融体系和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原则,在运用排序匹配法客观度量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金融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的基础上,借助双固定效应对自主创新、技术创新进行回归分析。此外,运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创新效率,并借助Tobit模型检验匹配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对自主创新及技术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在匹配度与创新之间分别具有遮掩效应和调节作用;匹配度对研发综合技术效率和研发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创新效率未发挥出促进作用。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度实证研究——以广西为例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强调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只有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出金融的正向撬动作用。当前,广西肩负着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区双重改革任务,深入研究广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为此,本文以广西为例,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采用2008-2019年金融与产业代表性数据指标,对广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的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相互影响、相互发展,但二者之间的匹配度较低。

农商行内部治理结构与县域金融环境相匹配的策略探讨

内部组织架构设立的合理与否,关系着农商行在主业开展中各部门、各岗位权责边界管控的有效程度。内部治理机制作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则能为农商行各部门、各岗位建立稳定的激励与规制预期。因此,农商行内部治理结构与县域金融环境相匹配的策略,需建立在以上两项要求达成的基础之上。研究认为,策略可从5个方面展开构建:在县域政府牵头下加强基层金融调研、党建推动下提升管理者金融服务意识、完善流程银行模式并实现本土化再造、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评价体系、以风险防范来驱动内部治理结构优化。

“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与经济发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什么才是最优的金融结构?新结构金融学理论指出,没有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当金融结构与其服务的实体经济相匹配时便达到最优,从而最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本文选取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作为代表性特征,构建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指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该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越高越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且这种效应在中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进一步变换金融结构指标、运用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实证结果保持稳健。本文的匹配度指标与Demirgü觭-Kunt et al.(2011)以OECD国家为最优基准得到的最优金融结构缺口指标相比,更为显著和稳定。在作用机制方面,本文发现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可以通过提升TFP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视角

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之一,"全面二孩"政策将对中国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研究了这一政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以及风险资产配置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多生育一个子女将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总量下降,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下降,并且根据老年人数量的不同,风险资产的投资类别和数额也有差异。

农村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和新的生育政策给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改变,而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农村数据为样本,采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从微观层面上研究家庭结构差异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家庭中各代际人数差异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是多元的,老年人的赡养压力、中年人的收入效应、青年人的抚养压力都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各代际成员的数量;另一方面,不同结构的家庭风险态度不同,会影响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类型,即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理财产品,还是选择风险更高的股票和基金。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不同结构的家庭在金融资产选择上提供依据。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务。拥有较多固定资产的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以无形资产为主的服务型企业更适合借助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可见,产业结构可决定和影响一国的金融结构。运用38个国家1992—2011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国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迅速发展,这就对金融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随着产业发展对直接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将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扩大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非正规金融能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讨论了影响效应在异质性情况下的组群差异;系统阐述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促进效应的运作机理。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总消费,其中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最大,其影响净效应分别为17.3%、23.5%和30.0%。另外,非正规金融对户主年龄为30~40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地处中国西部的户主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最大。最后,机制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是通过影响居民家庭总收入来提高消费水平的。基于此,有序发展非正规金融,补全农村融资渠道,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金融结构协调与控制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则

均衡的金融结构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各国政府和金融管理当局都已认识到及时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控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诸多制约调控效果的因素。金融管理当局在调控过程中,应该在尊重金融结构变迁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坚持遵循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规模及层次相匹配的原则、规管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金融服务外包的供给侧匹配

供给侧改革，全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的问题。国家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而从企业角度来说，它更多的关注地是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对企业来说，只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服务，就是好的供给策略。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优化原则

根据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以及中外金融业的长期实践,也许,对称匹配、多元组合,比例适度、动态均衡和国际接轨等原则不失为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有效实现流动性、安全性及盈利性经营目标之准绳。

金融-劳动力的结构匹配和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证据

硅谷和深圳的经验表明,对创新来说,用风险投资类证券市场资金来匹配高技术人才会更有效率。因此本文根据新结构金融学强调的金融要与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原则,考察金融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借鉴社会学排序匹配方法,将中国2005~2018年间31个省的金融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分别通过标准排序并相减来构造匹配度指标,进而对创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匹配度与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市场型金融结构与高技能劳动力匹配、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低技能劳动力匹配能够促进创新产出增长,且匹配度对创新增长的解释力强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简单交乘项;金融-劳动力结构差距与创新成“倒U型”关系,即匹配度存在最优状态使得创新产出边际增长达到最大值;创新产出水平越高,结构匹配对创新增长效应越大。本文首次考察并验证了金融与劳动力的结构匹配问题的重要性,拓展了传统增长理论中有关劳动与资本相互替代这一总量分析结论,也为新结构金融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