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平衡性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联盟博弈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金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利益相关者、威胁型利益相关者、利弊兼有型利益相关者、无关紧要型利益相关者四类。通过构建联盟博弈模型,以这四类利益相关者作为参与者,对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适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试图证明它的存在。根据博弈模型的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现状,从政府、市场、金融企业内部等方面对我国金融企业更好的承担环境责任提出建议。

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分析

本分分析了面对企业责任这一热门问题,对于金融企业来说有哪些理论上需求,又有哪些现实的阻碍,以及金融企业在承担企业环境责任时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承担企业环境责任对金融企业自身的发展又有哪些好处。

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对流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本文基于2012-2022年我国A股流通类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共生模型测度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混合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流通企业的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存在阶段性波动特征,物流与仓储类企业的波动明显,批发零售类和商贸服务类企业的走势平缓;环境责任承担、绿色创新及二者共生均有利于流通企业绩效提升,且在高共生水平样本中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优于低区置组;融资约束在全样本和高共生水平样本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为此,文章提出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意识、加快企业绿色创新和提升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水平等政策建议。

环境责任承担对商贸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然进入历史性关键时刻,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2-2021年A股商贸流通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商贸流通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商贸流通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自身绿色创新绩效有明显的提升效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在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与民营商贸流通企业相比,国有商贸流通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优。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促进商贸流通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富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董事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调节效应

国家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大背景下,合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便成为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选取我国A股2015—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从董事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结构视角出发,基于董事网络的“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两大层面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不同类型的董事网络具有异质性风险承担效应,独立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金融生态环境显著加强董事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该结论对完善我国企业董事网络治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对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规制视角

传统金融市场长期存在融资约束高、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使得高投入、长周期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广节能技术、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与此同时,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正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手段,为新能源企业和绿色创新项目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性展开研究,以探究数字金融能否促进绿色创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相较于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覆盖率和使用率两个维度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作用在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号召、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此外,政府环境规制越严格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其中环境规制较严格的东部地区作用效果最显著。基于此,政府应持续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高资金配置的合理性;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监管评价体系;优化环境治理政策,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自主意识,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选取2015—202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期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层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共同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环境责任水平?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关键一步,为企业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支撑。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并利用多时点DID方法考察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责任履行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责任履行程度,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通过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集聚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多存在于东部地区、资产规模大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企业。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相协调的绿色金融措施,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面板VAR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VAR方法,探析了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基于制造业所有制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1)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均为长期促进;(2)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且均为长期促进;(3)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4)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

金融生态环境、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成本

以2010—2016年和讯网出具的社会责任报告专项测评中的325家民营上市公司1 255个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围绕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展开研究,即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民营企业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对各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金融生态环境的存在,增强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相比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这是最大的创新之处。民营企业对股东和员工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对供应商、客户或消费者和社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债务融资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对环境的责任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和战略差异度的双重视角

以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数据为样本,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和战略差异度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低水平供应链金融企业、非国有企业中,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供应链金融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而在高水平供应链金融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战略差异度能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绿色信贷能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吗?

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自然实验平台,本文系统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验证了信贷机构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治理职能.研究表明,试点区域的信贷机构,运用金融杠杆,通过信贷惩罚机制,将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且,这一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环境监督效应依赖于基础制度建设,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信贷政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最后,本文证明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本文验证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扩充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同时响应了十九大报告中“发展绿色金融”的文件精神,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引领企业做一个环境责任的承担者——访CDP中国项目主任李如松

李如松，现任碳披露项目中国项日主任。曾就职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任水环境与卫生项目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任能源与环境项目经理，英国驻华火使馆文化教育处任科技项目经理。

关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法律思考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依法实现企业的环境责任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环境法律的不完善,对企业的监管不足等因素,企业环境责任还没能够较好地实现。依法实现企业环境责任体现了法对秩序、公正、效率价值的追求。因此,应采取提高处罚力度,增加激励条款,加强监管,创造有利的国际法律环境及培育绿色环境文化等措施,保证企业的环境责任得以实现和提高。

国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综述

迄今,西方社会早已迈过严重污染阶段(如雾霾),环境责任承担(CER)几乎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准范式,全面回顾国外CER研究对深处环境危机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国外学术界从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管理、环境行为及环境绩效视角的CER研究,归纳总结了CER概念主张及维度测量。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市场状况、产业现状、利益相关者等是促成企业CER行动的外部因素,而企业规模、发展战略、治理结构以及技术条件等是制约CER行动的内部因素,内外多种因素的整合作用决定企业CER行为。此外,研究还发现,CER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技术能力等,还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和改善品牌形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帮助企业建构可持续竞争优势,甚至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展望了CER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创新性、实务性以及中小企业化等发展方向,并分析探讨了国外CER研究对中国本土研究和CER实务的启示。

构建企业发展的和谐金融环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着和谐金融,和谐的金融环境推动着企业快速发展。为此,必须首先解决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银企关系;其次要树立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探索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第三要完善多元化的企业融资体系,推进企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金融业与企业双赢的目标。

“蝴蝶效应”下的“蜜蜂”之舞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察

"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根据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的"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标准,我们把具有或追求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回报率高的企业划归为"蜜蜂"型企业。现在,美国金融危机这只"蝴蝶"正飞临全球。"蜜蜂"们的舞蹈会发生哪些变化?

金融危机下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保民生、保稳定，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对国家、消费者、员工、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环境责任的同群效应研究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不仅要满足市场需求,还肩负着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任。行为金融学是融合了社会心理学和金融学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参考点依赖是该学科的主要观点之一,即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同伴的行为作为参考。本文以同群效应为研究视角,探讨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同群效应的理论基础以及同群效应对企业环境责任可能产生的影响。

绿色金融、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考察研究

本文在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基础上,以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并结合重污染企业性质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两个要素,依据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绿色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进行研究。理论分析得出,绿色金融发展会激发企业融资能力、强化企业经营,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具体影响机制表现为绿色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投资,最终正向影响了企业价值。进一步检验发现,在重污染行业以及社会责任承担更高时,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会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