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金融体制变迁

文章利用1978-2014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金融体制变迁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1978-2014年全时间段还是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临界线的分时间段,金融体制变迁是财政分权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以及金融体制变迁抑制财政分权的结论都是稳健的,但是,分区域稳健性检验表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内地却不显著。当把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引入模型中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体制变迁抑制财政分权越显著,但找不到财政分权影响金融体制变迁的证据。因此,在中国分权化改革背景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的金融体制变迁伴随着抑制财政分权的过程,而且这种抑制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关系。

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考察与机制分析

变迁的均衡机制显示出了非均衡的特征,变迁方式也表现出了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变迁进程及变迁机制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沿革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与政府行为

中国的金融体制经历了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的历史变迁,而实质性的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是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变迁方式表现出了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变迁进程的路径选择以及政府行为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今后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取向和政府应该担任的角色。

新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新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大一统"金融体制;"后40年"改革开放时期以市场化为基本线索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是新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基本逻辑。始终坚持金融本源、立足本国国情、加强有效金融监管,是新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FDI需求偏好的制度供给机制:一个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依赖的视角

由于产权偏好、租金偏好以及效率偏好的政府目标函数的存在,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正是这些路径依赖,形成了国内储蓄以贸易顺差形式从国外流入国内,借助外资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效率的"倒逼机制",政府主导外资引进以及依赖国际直接投资缓解国内企业融资难困境的中国外资需求偏好的制度供给机制。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博弈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政府希望通过从上到下强制性制度变迁行动,达到它既争夺农村剩余又有效服务三农的双重目标;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民要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于是,在政策传递的过程中央政府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民之间的博弈便产生了。本文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分析农村金融体制变迁中,政府、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民三方博弈的过程、结果,阐明我国农村金融发育迟缓的制度原因。

中国金融“做对了什么”: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1949~2019)

文章认为,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在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了合适的事情”,也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国情和国家发展目标,在金融体制上作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因此,金融体制演变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从“动员型金融”向“配置型金融”转变的过程,最近十年来又经历了向“服务型金融”的转型。在这样一个金融深化过程中,也正是从“公共金融”向“公司金融”转型,最终走向“家庭金融”的自上而下的“滴落”过程。用发展的眼光看,只有成功实现这样的金融转型,原来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变为消费驱动型模式。俄罗斯休克疗法中的金融改革,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做对了事情”(金融自由化),对经济不一定起正面作用。相反,中国金融看起来“没有做对”(金融抑制),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做对了激励,因此从长期来看作用是积极的。

金融体制变迁:从机会利益角度的分析

机会利益是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信息优势者利用其信息优势所带来的机会而获得的经济净收益。本文试图从机会利益角度出发，来探讨金融体制变迁问题。重点分析经济主体追求机会利益或约束分配性机会利益的努力怎样促进了金融体制变迁，指出金融体制变迁并不必然导致资源配置...

我国民间金融的形成机制及演进路径

我国的民间金融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缺陷与不足是民间金融产生的诱因。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以2011年的温州借贷危机为出发点,从制度变迁、产权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有金融产权、地方政府和民间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民间金融贷款的边际成本曲线分析了其演进路径,解释了民间金融发展近年来逐渐趋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