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冲突及解决构想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现有国际金融规制已然发生异化,国际金融标准(规则)中所融入的主权国家利益诉求的非对称性问题尤为明显,“熟视无睹”可能会触发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规制冲突。进一步深挖招致国际金融规制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立法阶段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不足所致。鉴于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落实公众参与来加强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建构分层级的国际金融规制结构,在实现权力(利)配置均衡性的同时,确保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全球金融治理困境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变革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动荡、欧美对俄金融制裁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美联储持续加息助推全球债务风险,全球金融体系受到的打击不容小觑,全球金融治理势在必行。而当下全球金融治理滞后性突出、机制碎片化加重、国际金融软法“硬化”中存在民主赤字问题。从驱动因素、治理主体和治理规则三方面溯源可发现困境源于全球金融治理存在动机外生性缺陷、治理主体多元但整体性协调缺失、治理主体规则具有非正式性。借助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剖析可知困境的根源在于治理理念的缺陷,加快个体理性向共生理性的转变有助于理念纠偏,剖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理性内涵能够回答个体理性有意无视的国际社会公共利益内涵及分配问题,进而助力全球金融治理变革。

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传统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在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以大国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发达国家利益为考量的治理原则、无法有效实现其宗旨的治理效果和冗长的治理程序,使传统全球金融治理陷入适应能力危机、信任危机、角色危机、功能危机和效率危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在当前全球金融秩序所具有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双面角色定位: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存量"改革,为之贡献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应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增量"改革,倡导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金融治理观,为之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从国内层面看,应继续营造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关系,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夯实国内基础;从国际层面看,应积极联合各种力量采取共同行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注意改革方案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降低守成大国的改革阻力,同时应积极利用20国集团等现有的多边治理平台,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

论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的构建

全球金融治理模式有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第一,哪一类主体应起更重要的作用?第二,治理应反映个别国家的利益还是所有国家的利益?1本文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首先对已有的全球治理模式理论进行梳理,发现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也同样适用于全球金融治理。该模式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性,但并不否认权威的不平等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的供求均衡分析,将该模式理论修正为"以国际组织为侧重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结合作者已有的研究2,本文最后构建了一个新的适合全球化背景的全球金融治理模式。

巴塞尔进程与全球金融治理

巴塞尔进程(Basel Process)是指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其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机构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各项活动,其宗旨是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程序和准则的框架,对当今全球金融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了巴塞尔进程的结构框架、主要特征以及它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下的中国选择

在当前以国际组织为侧重的多元多层次合作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努力提高自身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中国来讲具有长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中国也要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具体内容上,本文建议:中国应积极利用G20的国际协调平台;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对外进行资金援助,团结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参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推动国内监管体系改革;重视区域的金融合作等。

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金融软法是用以规范国际金融关系、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具有某种实际效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突出表现为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和发布的各类国际金融标准。既有条约规则作用有限、金融监管实践复杂多变、关涉敏感主权问题、缺乏争端解决机制,是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既体现为"中转"价值,即作为向"硬法"演进或转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更表现为独立价值,即凭借自身特点和优势长期稳定存在并独立发挥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软法在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比硬法更为重要的作用,使得全球金融治理呈现"软法之治"的面貌。

全球金融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成为研究的热点。全球治理的研究以前多集中在国际政治的范畴,从金融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多。从金融角度讨论全球治理的文献多集中在2008年后,许多概念和理论并没有统一起来,相关题目也较分散。本文试图对全球金融治理及其改革的文献做一系统梳理。

全球金融治理的内在张力——等级结构下的网络化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对于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体系的等级结构和国际金融的网络化治理之间的潜在冲突构成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内在张力。在国际金融体系的等级结构下,国家之间的权威关系、功能和利益分化以及金融权力的不对称分配是造成核心和外围国家间冲突的潜在因素。在网络化治理中,网络成员在协商过程中的对等关系和基于软法的治理模式使这一治理机制具有"去等级化"的特征。等级结构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作用于国际金融的网络化治理以实现二者间的张力调和。第一种机制是治理网络之间的横向竞争。核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功能和利益分化使二者倾向于参与由同类国家组成的治理网络,进而导致网络之间的规范竞争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第二种机制体现在治理网络间的纵向分工中。核心区国家在等级结构中拥有的结构性优势使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议程设置、标准制定和监督三种功能网络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作为国际金融体系内最重要的外围国家,需要在积极参与区域性金融建制的同时保持与发达经济体的紧密合作,提高自身在不同治理阶段的影响力。

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多元一体”构建

全球金融利益分配与博弈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现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法制碎片化、治理体制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国际金融组织的权责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与不合理等弊端之根源。尽管新兴经济体为全球金融治理秩序的修复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但区域性与辅助性的基本定位决定了其无法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形成实质性挑战。国际社会应树立“共同发展”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凝聚已有治理机构和治理法制的长处,沿循国际政治与法律的路径,构建“多元一体”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对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和意义

资本控制权及其对世界生产体系的主导权,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成为新时期中国加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的实施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分析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资本输出特点及其风险,从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治理角度看待其中蕴涵的博弈。中国要利用"一带一路",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加快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良性互动、融合的步伐,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边主义金融治理模式的现实可行性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全球金融治理,相比霸权治理模式,更多学者主张应采用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多边主义模式究竟是不是真的适合?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考证。本文主要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站在各主权国家的立场上,看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本文以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参与为例,采取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看各主权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从而实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

全球金融治理:演进动力、内在缺陷与变革逻辑

全球金融治理本质上是全球性公共产品,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特征。其演进和变迁的动力源自私人金融力量的兴起及引发的金融风险以及大国权力格局的变化和重组。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应用和体现,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着包容赤字、监管俘获、制度非中性、议题泛化、霸权治理、碎片化、集体行动困境、软行为约束等内在缺陷,这些构成了国际金融稳定、市场有效运行、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实质性障碍。站在中国的立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变革应遵循时间、空间、思维、行为四个逻辑。

G20峰会:全球金融治理的主导机制

G20峰会机制是为实现更优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而形成的非正式性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它根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次贷危机的直接产物。G20峰会机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凸显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四个方面。在后危机时代,欲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挑战,实现长效治理,G20峰会机制应完善机制化建设、平衡全球代表权和强化治理的有效性。中国以G20峰会机制为平台,在丰富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全球战略规划、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方面需做出进一步提高。

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成本收益视角——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的比较分析

当前,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着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的争论。本文采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霸权治理和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全球金融体系的整体成本和收益及成本收益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结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在金融全球化的初级阶段,霸权治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收益较高,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多边主义治理将逐渐趋于一个正的极限值。

论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实施及其价值嬗变

全球金融治理的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无论是条约、习惯法或一般法律原则等硬法规则,还是宣言、监管标准等软法规范,都在不断扩张,相继引起国际金融法体系规模上的持续扩大。但是,治理规则数量上的增加和所涉领域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治理趋向于更加有效和公正,也不能说明国际金融法体系已经形成自动闭合循环的执行结构。相反,在国际金融实践中,规则制定主体较乱,规则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和协调,条块结合性不强,使得国际金融法律体系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导致国际金融规则在实施中外溢出价值变更和较多执行冲突。因此,国际公法语境下的“履行”或“遵守”等执行话语,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国际金融治理的现状和兼有私法内容的契约执行规律。未来全球金融规则的实施,需要构建全球金融规则的法律位阶和实施评估机制,形成与公法的“遵守”相区别的带有主动履行的实施理念。

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

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经济多边主义发展已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演化产生重要影响,随之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调整和变革产生压力。过去几十年中,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我国从边缘化角色逐步转变为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影响者。我国应合理确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阶段性目标,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主要措施包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夯实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基础;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实力;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持续打造结构合理的国际化金融人才队伍;重点加强与周边、金砖国家等金融合作;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积极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等。

全球金融治理中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初探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到底应该反映主要个别成员国的意志还是平等地反映所有成员国的意志,长期以来,在国际合作领域一直存在类似的争论,即霸权稳定论思想和多边主义思想之间的争论。本文将从多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进行初步的讨论,进而分析哪一种思想比较适合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

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策略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从过去的配合服从的角色逐步转变为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引领者,有着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的优势,同时也有制约金融发展的弱势。中国未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应该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推动SDR改革;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