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分析:以银行结构为例

本文以银行结构为例,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的结果表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我国银行结构变化的原因,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小银行的发展。而从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金融改革的推进和金融结构的调整都是适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的,因此我国的金融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内生性。由于内生性的金融体系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重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供给外生性的政策建议,从而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乡村内生性合作金融组织的成长逻辑、现实问题与政策取向——基于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多案例调查研究

大力发展乡村内生性合作金融组织可以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服务包容性缺失问题,是新时代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湖南沅陵、安徽金寨、河南兰考三个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紧扣“信用合作、产业发展”两大主题,以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与创新合作金融扶贫机制相结合为手段解决了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以农村基层组织为依托革新了合作金融管理体系和降低交易成本,以生产关系为纽带探索了多样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模式,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也存在组织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治理与互助机制有待优化、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有待完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新时代新征程要促进乡村内生性合作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亟需强化顶层设计与优化监管机制、完善管理运营和治理体系、加大政府支持与多部门协同配合、以金融科技创新促进风险防控升级、创新合作金融服务有效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

内生性金融风险还是输入性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溯源

新发展格局下,坚持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和化解内生性金融风险并重是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关键,准确识别并测度两类风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尾部溢出指数分解法测度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内生性金融风险和输入性金融风险水平,厘清了不同经济金融环境下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来源结构。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对极端事件十分敏感,当重大金融冲击、贸易摩擦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市场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从风险来源结构来看,输入性金融风险占比大于内生性金融风险,且正常状态下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主要由前者主导,而极端状态下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主要由后者主导。第三,正常情形下,相较于国际资本市场,国际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输入性金融风险更加显著,但在极端情形下,国际资本市场的输入性金融风险显著提高。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内生性金融的视角阐述了非正规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进而影响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的微观作用机制,并使用江苏省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基于信息获取、契约执行和交易成本优势,通过缓解供给型与需求型信贷约束进而影响了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并促进其发现创业机会和资源进而成为机会型创业者,从而为我国农村家庭为何能在面临信贷约束和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识别创业机会并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一种机理解释。

双重目标约束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处理好激励不相容问题。当前由国有资本主导的外生性农村金融改革存在双重目标约束,无法有效调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平衡双重目标约束,保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培育农村内生性金融机制,其中弱化政策目的、转变监管思路和放宽民间资本准入是重要途径。

浅析粮食金融化实质

粮食全球化、金融化、能源化的加深引发国际粮价剧烈波动,给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带来挑战,粮食金融化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本文从粮食金融化的产生、研究实质、现实特征等方面揭示粮食金融化的根源、表现、背后机理及其影响等。另外,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粮食能源化、金融化、美元化等特征,提出粮食金融化是新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粮食武器战略的新形势。

内生性金融成长与中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基于制度金融范式的分析

长期以来,市场主导与银行主导的二分法成为研究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差异的基本范式,但在这一范式指导下形成的众多理论却难以对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绩效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是由国家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是一个更为根本和实质的问题。若追溯金融机构的起源,则不可避免地涉及金融体系的内生和外生问题。本文通过对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划分,研究了内生性金融成长的逻辑起点、动力机制、演进边界及其动态历程,并在理论上刻画了以内生金融和外生金融相对规模为核心的中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

金融自组织突变性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暴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主要包括: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 997—1 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 998—1 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融理论的创新。文章突破传统金融理论——金融工具论的束缚,以自组织理论为指导,从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金融自组织突变性以及金融内生性基本内涵三个方面对金融自组织理论进行了分析。

金融与经济关系实证研究的基础理论模型与统计分析方法

文章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纠错模型VECM(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以及Johansen协整分析,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系统地统计分析,说明了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金融因素都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提出的"金融内生于经济社会"这一论点。

金融风险内在生成机理分析

正确地认识金融风险内在生成机理,对于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金融风险内在生成机理进行了综述。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分析的理论角度不同,但结论是相同的,即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内生性。

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分析

吉林省县域金融的快速发展对省内县域经济的支持作用日益显现,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县域金融资源总量供给不足,信贷资金在中心城市集聚的现象明显;二是县域金融资源的信贷投放不均衡性明显;三是县域政策性金融的覆盖面仍显狭窄;四是县域经济体的金融需求旺盛但满足率明显偏低。对此必须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吉林省县域金融发展,有效提升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要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建立有利于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金融渠道;要构建充分竞争的县域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

武汉城市圈农村金融服务延伸的研究

本文认为农村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完善是农村金融服务延伸的形式,并从农村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微观层次分析城市圈农村消费性、生产性、基建投资金融服务的缺陷。最后,从农村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微观、中观、宏观层次提出实现武汉"1+8"城市圈金融服务有效延伸的对策。

规范发展民间非正规金融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表现尤其突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因此，政府需要引导与规范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此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功能。

内生性金融的演进逻辑与契约本质——兼论中国民营银行的制度属性

内生性金融的演进在宏观上是一个外部制度环境支撑下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微观上是一个契约结构不断重构和扩展的过程,且内生性金融具有高度的契约密集性。在本质上,中国民营银行也具有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一般制度属性,其发展是民营经济体面对需求方的信贷配给和供给方的金融抑制双重约束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整体性金融制度结构动态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民营银行的演进逻辑,其根本上也在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以及在降低交易成本、内外部制度所形成的激励结构下金融企业家经过成本-收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中国民营银行体系的稳健和高效运行需要促进内外中间结构的良好发育。

经济权力、契约治理与内生性金融的发展

在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中,权力的因素被排除在外,然而权力因素却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无处不在。本文试图引入权力因素,研究经济权力、契约治理在内生性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文章首先研究了国家权力的性质,介绍了诺斯、巴泽尔和奥尔森的国家理论,随后研究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权力结构与契约治理、资源配置的关系,进而国家被视为一种优化权力结构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由于内生性金融具有高度的契约密集性,金融权力的可自由让渡和交换的程度就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权力在金融发展中的机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一种能够促进内生金融成长的最优政府类型。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政府不但要进行职能转变,更重要的是进行政府类型的转变,即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强化市场型政府。

利益集团、金融企业家与内生性金融成长

在制度变迁的三维分析框架下,利益集团和金融企业家显著地影响内生金融的演进速度。本文通过构建共容利益集团与分利集团的博弈模型研究了内生金融的产生条件,构建了一个两期投资模型,研究了制度条件的改善、金融企业家、公众投资与内生金融产生和扩张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推动内生性金融成长的主体是一个共容利益集团,共容利益集团与分利集团的博弈决定了内生金融成长的方式和速度;随着制度条件的改善,金融企业家会以一次预付方式促进内生金融机构的产生,且在较差的制度条件下,公众会要求金融企业家投入较多的资本金以补偿制度风险;随着制度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公众就有参与创办内生金融机构的充分激励,公众资金的投入使得金融企业家的资本金约束大大弱化,进而促进内生金融机构迅速扩张。

民营科技企业融资困境(上)

作为国有经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是不可能建立起纵向的信用关系的,而只能是一种横向的信用关系。民营经济只能靠寻租才能进入这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进入之后的益处只是民营经济的短期经济增长,弊端是损害民营经济长期增长机制尤其是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进程。 解除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出路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不在于提供民营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便利,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互联网、大数据与产业链融资新趋势:海尔个案

海尔集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自身经济实力,与其产业链上的众多中小企业深度开展信贷交易活动。本案例经过分析后认为:第一,海尔产业链融资的实质是,相当于认可并接纳了由中小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是一种纯正的商业信用交换、开发活动,属于内生性金融配套。第二,海尔产业链融资发展出了只有银行信用交易才具备的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优势,互联网、大数据是促成这一新趋势的重要变量。第三,海尔产业链融资有优化成专业银行的可能趋势。

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特征及初期发展策略——以浙江省民营银行发展经验为鉴

民营银行作为正规内生性金融制度,交易成本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其设立应能优化我国金融体系,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回顾了我国民营银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特征,在分析我国自发性产生的浙江民营银行的经营特征和业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策略和总体布局建议。

中小企业融资力差异与融资制度创新次序

中小企业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小企业融资力弱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进而 ,中小企业融资力存在着地区性差异、产业性差异、规模性差异和所有制性质差异。这些差异对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创新的逻辑顺序构成重要影响 :首先 ,从内部因素上提升全体中小企业融资力的信息制度创新应放在首位 ;其次 ,创新成本较低的、由民营经济内生而来的、有利于削弱中小企业融资力的所有制性质差异的民间金融等内生性金融制度创新在融资制度创新次序中应排在前列 ;最后 ,创新成本较高的、有利于削弱中小企业融资力的地区性差异、产业性差异及规模性差异的外生性金融制度创新应放在融资次序的后端。当然 ,这种逻辑顺序实际上只是给出各层级融资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大小 ,在实践中可随具体情况而进行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