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稳定资产估值的举措及对全球金融风险再分配的影响

资产估值不稳定是引发美国多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外在表现与具体危机的演变历程不尽相同,但资产估值剧烈波动总是不断在危机中出现。而稳定资产估值则是美国化解金融风险、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通过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修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美国稳定资产估值的主要途径;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实施则是美国稳定资产估值的主要举措。同时,依托美元、美债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超然地位,美国稳定自身资产估值的举措会对美元、美债等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全球资产估值稳定带来外溢效应,并影响全球金融风险再分配。鉴于此,我国既要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树牢风险思维,把稳定资产估值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也要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角度去观察资产估值风险会不会演变为金融风险和公共风险,并积极增强金融风险全球再分配能力,降低美国稳定自身资产估值的举措给我国带来的风险外溢。

全球适应性金融的气候正义问题研究

从某种意义来讲,当前全球的气候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所引发,而气候变化的后果却由很多没有享受到发展利益的国家来承担,因此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本身就蕴含了气候正义问题。为了帮助此类国家应对气候风险,全球金融业提出了适应性金融(Adaptive Finance)理念。虽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金融支持,帮助其适应和度过应对气候风险变化期,但本文认为,在维护气候正义方面,适应性金融并没有完全彰显气候正义,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发达国家金融支持落实欠缺导致补偿性正义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资源分配机制方面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分配性正义难以实现;金融治理存在不完善导致过程性正义难以实现。最后,本文立足于气候正义的实现,对未来适应性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可投资收入与金融资产分配的互动关系

可投资收入分配与金融资产分配存在跨期互动关系。通过构建三维资产分配模型并经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各收入群体资产分配差距较大且中等收入者资产分配相对恶化,而居民可投资收入差距过大及中等收入者缺乏充分的可投资收入是其成因。金融资产的分配现状将加剧未来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国家应增加中等收入者的可投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有效调节金融资产分配。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基于IMF金融发展指数

本文以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综合性金融发展指数为基础,对G20成员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两者的关系。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整体金融发展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改善作用。为了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急需进一步调整相关政策与制度。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分配——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剩余价值是生产过程中工人创造出来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劳动力新创造的价值超过价值的这一部分,在资本市场中进一步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资产性收入。这一观点可以做进一步推理:如果工人自由地选择任意消费品,并且资本家根据最优化行为对所有资产进行投资,并不改变马克思的结论。同时,资本家利润最大化行为使得个别资本家总是按照其资本禀赋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获取剩余价值。因此,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分析技术可以被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内。

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法律规制研究

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正在稳步加快,中国金融业也努力向前迈进。但是,相关立法滞后于金融实践,金融综合管理监管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国的金融监管也迫切需要改变监管方式和适应方式。本文从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影响开始,阐述金融差异化监管相关理论依据,对当前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制度的内在要求,强调有必要协调监管立法与监管模式,修订现行法律,合理分配金融立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之间的财务规则制定权利,最终实现对中国金融业差别监管。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性问题研究

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性问题研究,必须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顶层设计、底线思维与问题导向,坚持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原则,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入研究经济效率公平可持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非公有制、政府市场关系等根本性问题,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现代财政金融分配体制建设,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超金融化与美国金融危机——基于具体劳动分配与金融资本分配的维度

在分形金融学的框架下,构建具体劳动分配与金融资本分配的分形运行的理论模型,并给出一般性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仍在真实经济领域;超金融化是当代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更准确地说,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即具体劳动分配与金融资本分配的分形运行;在开放经济中,金融危机对“初次分配”极为敏感;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是具体劳动与金融资本的分配关系。

制度改革与金融的市场化

大多学者认为渐进改革的内涵在于增量改革 ,其运行逻辑是对改革失利者进行某种补贴以维护改革的稳定运行。本文认为 ,当前制度改革应突破增量特性 ,更注重存量调整 ,并按市场原则重塑利益补偿机制 ;以金融改革滞后和制度性风险累聚为代价的“金融补贴”机制是两个理论误导合成的结果。基于金融的新定义 ,本文以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困境 ,须据市场金融的原则进行制度改革。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现状及路径研究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活动的中介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是推广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商业银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是普惠金融的着力点。文章通过对比目前银行业产品和服务缺失的现状,分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推行普惠金融主要有银行盈利不高,利润微薄;银行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高;银行社会责任意识仍然不强,缺乏反哺社会的文化和决心;农村和边远山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群众金融素质较低和人才抵触等障碍。但因为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明确在普惠金融建设中的定位与参与层次;借鉴国际经验进行组织结构和业务创新;扩大收入范围,降低风险。

中国金融生态报告将出台

【香港《香港商报》9月6日】 央行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正在秘密制造“重磅炸弹”，这颗“重磅炸弹”就是正在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最终会形成对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评级，不仅将成为未来确定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规模的依据，而且势必导致区域间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