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水平与审计费用——基于审计复杂性视角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本文突破已往研究对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费用之间线性关系的局部探索,以2011—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水平会对审计费用产生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是通过非线性影响审计复杂性,进而引起审计费用出现倒“U”型变化。异质性检验则表明该倒“U”型关系只在较大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较小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对该倒“U”型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企业中,金融化水平对审计费用的非线性影响更显著。

我国金融化水平的度量与分析

金融风险会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而不断累积,进而影响金融和经济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我国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金融化水平不高,但存在明显的金融化趋势和过度金融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我国整体货币资本化程度不高,但企业部门较高的杠杆率、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偿债能力的快速下降、政府部门的隐性负债和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未来过度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程度和虚拟资本独立程度不高,但虚拟资本发展迅速,存在过度资本虚拟化和虚拟资本空转倾向;国际市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渠道将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的主要渠道。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受管理者影响吗?——基于过度自信的视角

从行为财务的角度,以优化资本配置为目的 ,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以2007~2015年间所有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偏好投资金融资产,较强的公司治理会制约管理者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国有企业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金融化水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绩效

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对其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将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0年的有关数据,结合资源配置理论与有效监督假说,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金融化水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差;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对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绩效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业企业董事长个人特质影响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沪深A股农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5年间A股的农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农业类上市公司董事长个人特质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发现有财经类从业背景的董事长偏好投资金融资产,而只有农业类从业经历的董事长对投资金融资产持规避态度,董事长为男性、年龄越低、学历越高越偏好投资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会导致企业整体风险的提高,说明农业企业过多投资金融资产的非农化经营并不可取。

金融监管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实施后,前期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越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的市场地位削弱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而较多的银行信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却能增强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主要促进了一年以内和对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促进商业信用供给助力企业实现主业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资管新规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水平如何影响实业投资率?

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与金融部门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占比以及金融渠道收益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我国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金融化水平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是议题之一。

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企业动态投资模型,采用差分GMM方法分析我国金融化程度及其对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化水平不高,金融投资对企业实体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且存在两期滞后,而金融收入对企业实体投资造成正向影响且存在一期滞后,总体上看我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对实体投资没有负向作用。此外,融资约束大的企业,金融化并没有对其实体投资造成显著影响;而融资约束小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更加突出。因此,政府制定宏观政策时需要考虑融资约束对不同企业的金融化效应,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企业金融化为起点,选取2009-2018年我国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3680个样本观测数据,构建含有金融资产比、GDP、股市波动率、制造业企业规模、实体和金融收益率、股东价值等指标的多元回归模型,从区域、产权差异以及宏微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与股票市场活跃度和股东价值成正向关系,与其实体收益率成负向关系。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实体和金融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非国有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稍高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在经济上行期间,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会随之减弱;在经济下行期间,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会随之加深。面对当前受疫情影响的中国经济,最后为制造业企业和政府应对企业金融化提供一些合理性建议。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原因。研究发现:其一,债务水平和公司成长性提高,企业家对宏观经济预期的积极程度提升能够明显抑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其二,内部现金流水平改善,委托代理矛盾加剧会促进金融化水平的加深。

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安排与利润创造研究

随着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在企业利润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合理地安排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最优投资组合,以使其对利润创造做出最大的贡献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以2014-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库兹涅兹曲线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及其各类金融资产不同投资组合对利润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率与利润总额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47.86%;交易类金融资产占比与利润总额也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24.92%;投资性房地产占比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长期金融股权类投资占比与利润总额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地抑制企业金融化发展,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该抑制效应存在产权属性异质性及企业规模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发展;行业竞争激烈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和效应减弱,其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也会削减。应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多方位施策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鼓励企业创新、着眼长期发展以营造良性行业竞争环境,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

非国有股东参股与国有企业金融化——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参股股东的引入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参股股东可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上,非国有参股股东主要通过提升主业业绩、增加创新投入的路径,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国有参股股东为经营型股东或参与董事会治理时,其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效果会越显著,且降低的主要是长期金融资产的配置。在经济后果上,国企金融化水平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而引入非国有参股股东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负面作用。

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研究--基于中国上市物流企业的微观证据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物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测度融资约束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分析我国物流上市企业融资约束特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物流企业融资约束没有得到明显缓解,且空间差距不大,国有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融资约束两极化现象。进一步分析融资约束对物流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总体上,随着物流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融资约束对经营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强。(2)物流民营企业在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可以通过出售企业金融资产的途径缓解,因此企业金融化水平减弱了融资约束对经营绩效的抑制作用。

重庆规上工业投资收益及其结构简析

近年来,金融资产越来越受到企业追捧,致使企业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引发社会各界对经济“脱实向虚”的广泛关注。研究企业的投资收益及其结构,对了解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脱实向虚程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分析2013-2018年规上工业企业投资收益及其结构发展变化情况,对重庆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和“脱实向虚”情况进行了研究。

五大发电资产证券化率持续低位,资产配置待优化

发电资产有稳定的现金流,是探索REITs的良好基础。资产证券化率(资产证券化资产/资产总额)是衡量一个地区或企业资产金融化水平的核心指标。高资产证券化水平可以提高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