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制度升级——从“10+3”对话到“AMRO”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开始全面兴起。在之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东亚金融合作经历了建立财金对话机制、签署货币合作协议和构建实体监督机构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不断实现了制度建设的升级。本文基于折中主义的分析路径,构建一个"供给侧—需求侧"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东亚金融地区主义进程中的这种缓慢而渐进的制度升级现象。本文认为,从需求驱动层面看,东亚国家在先后两次金融危机的刺激下,不断积累建立地区救援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强烈需求;从供给驱动层面看,地区领导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包括权力结构和关系进程的变化,决定着地区金融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与意愿。领导国的供给和成员国的需求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共同搭建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基础,从而塑造了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制度升级进程。

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支撑与掣肘之分析

自上世纪末的东南亚危机以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逐步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界的热点议题之一。本文综合分析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支撑与掣肘诸因素,认为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当前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区域内短期流动性缺失以及地区生产、贸易网络的驱动,而理论的论证也提供了实践上的助推;同时,东亚金融地区主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表明,区内贸易与金融管理上的背离、以及区内外主要行为体的主导权之争在短期内无法获得解决。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前景注定要在曲折中迈进。

地区政治与中国的基本战略选择

自上世纪末的东南亚危机以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逐步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界的热点议题之一,本文综合分析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支撑与掣肘诸因素,认为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当前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区域内短期流动性缺失以及地区生产、贸易网络的驱动,而理论的论证也提供了实践上的助推;同时,东亚金融地区主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表明,区内贸易与金融管理上的背离、以及区内外主要行为体的主导权之争在短期内无法获得解决。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前景注定要在曲折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