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