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市场摩擦、金融错配与要素生产率变动

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金融错配问题的关注。本文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将金融资源配置系统划分为金融需求子系统、金融自身子系统和金融撮合交易子系统,通过建立系统因果反馈图、系统流程图和系统参数设置,对金融市场摩擦、金融错配与生产率变动问题进行了仿真研究,并通过调整监测变量的参数值对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视角

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角度,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行机理分析,并基于2013-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数字金融发展增强了价格型政策的有效性,削弱了数量型政策的有效性,同时缓解了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风险上升代价;第二,数字金融通过减缓信贷市场摩擦使价格型政策更有效,而替代性融资方式增多则令数量型政策效果打折扣;第三,数字金融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方面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均促进了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非对称效应以及对银行风险上升的抑制效果的增强;第四,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金融监管力度的差异,导致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及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要充分认识数字金融创新发展使货币政策实施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有针对性地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高数字金融监管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协同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创新发展数字金融,更好地发挥商业银行传导货币政策中介作用,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摩擦与准备金政策分化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地使用逆周期的准备金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准备金政策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那么造成这种准备金政策使用分化的背后机制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分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准备金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并讨论了资本流动与金融市场摩擦等因素如何影响一国准备金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对外部冲击下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负向的外部冲击下跨境资本大量流出致使金融中介部门的可贷资金减少、贷款利率上升,并在国内金融市场摩擦的放大作用下进一步引起一国信贷规模和产出水平的大幅收缩。此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向金融中介部门注入流动性,抑制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准备金政策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反事实分析和福利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国内金融市场摩擦和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是影响准备金政策应对外部冲击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更高以及更倾向于使用固定汇率制度时,逆周期的准备金政策在遏制外部冲击传导上的作用效果也更强,从而将更有效地“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

具有锥限制的资产定价基本定理

本文考虑了一种具有锥限制摩擦的金融市场模型，在这种模型下得到了市场无套利的等价条件。大多数的摩擦市场都适合这种模型，例如，卖空限制、凸锥限制、有交易成本、无借入、借入借出比率不同等等。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货币政策新框架

随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后危机时代的全球货币政策新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周期的成本收益分析格局变化,货币政策目标中需要加入金融周期。二是中央银行使用更广泛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克服金融市场摩擦,特别是调控长期利率。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视风险承担渠道。四是更加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这有利于最大化本国福利。五是新兴经济体需要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三方面同时着力才能实现宏观总体平衡。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之争

货币当局是否需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反应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对近20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外文献进行了梳理。主要观点是,虽然危机前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不主张干预资本市场,但危机却使得各方的观点出现了显著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英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坚持危机前的主流观点,欧洲大陆的政策制定者却转变为干预政策的拥护者。危机后涌现出大量将金融市场摩擦引入到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借此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再考察的理论研究,但这类研究的政策结论却大异其趣。